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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声的道德风险与孔子的礼教运动【历史故事】

2012-12-13 16:06:49|崔莹莹

  我们知道《诗经》时代,是一个道德发育成熟的时代,也就是说,是一个文明正在被建设起来的时代。既没有统一的文化,也没有统一的道德,这个时候为什么还会有孔子的礼教运动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郑声的道德风险诗经时代的男女结合,正在经历礼教化的运动;到了孔子删诗,非礼之事,已有道德风险、风化罪名。于是郑卫之音,遂成为非礼的典型代表。男女私相取悦,私自结合,在诗经时代,尚是青春难禁的本能,圣人尚可以歌颂之“无邪”,因本是人之常情。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便需要以礼相防相守相持。演而变之到宋时道学发达,男女之事变成罪大恶极,成了推动社会垮塌的动力之一。

  《论语》云郑声淫,淫者,靡靡之音也。既指音律不同于其他大雅之乐的漫无约束,也指其诗歌内容远离礼教风化的主题思想。不过从今天通行的诗经文本中,已经看不到什么诲淫劝奔的痕迹。即使有《竹竿》、《芄兰》、《溱洧》这样的貌似挑逗之作,也都还青春活泼,爱娇俏皮,以今人眼光来看,只见灵动有趣,看不到什么坏心思。《野有蔓草》的野合尽兴也好,《女曰鸡鸣》的留恋床笫也好,都还是人之常情,虽属非礼,并不荒淫。但是当我们还原诗经时代和孔子时代的道德来看,可能就会比较同意古人的意见;同时我们会暗暗庆幸时代的改变。

  郑卫靡靡之音,摇荡心性,总归是人之本能。批判的评语,徒令今古读者心痒难禁。那青春和生命的恋慕冲动,成之以礼也好,淫奔无耻也罢,虽有道德的风险,终归是生命本身的悸动,总是发之以情;不管是男女之情的爱悦,男男之间的狎玩,或者女子之间的情好,总归是人类自身感情的强大存在,甚至就是生命本身的一种存在,虽经不起正视敲打,却也难以漠视忽视,更无法背过脸去假装不存在。

  郑声的不雅名声,便是它自始至终,只知道歌唱“情欲”这一件事,似乎人们的心灵里,只有爱情,只有热烈的情欲,才可以当得起生命的见证。这种尊重本能的坚持态度,不仅不能说下流淫邪,恐怕还要尊称为“神圣”人性。无怪乎圣人删诗,郑声以及其他的“淫诗”也得以保留下来,且有21篇,较各风部多许多。人类自始至终,都热爱这些情诗艳歌,虽有“色情”、“诲淫”的抨击而不绝。这也算生命本能向文化本能的转化吧?要不然,这些可爱的诗歌,早已被道学家的剪刀阉割不见了。今日得见,不亦幸乎?

  孔子删诗与礼教运动

  曾经是自由或者说具有极度自由的男女性的结合,正在经历礼教化的改造。这也是对人类社会结构最为关键的改造,而这改造乃源于一种创造,即对一种稳定的婚姻形式的创造发明。这个被创造发明出来婚姻形式,便是家庭婚姻制;男婚女嫁、男娶女嫁;“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男子娶亲,女子离开自己的家,和男子共同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女子与子女和财产均属于丈夫所有。这就是《蝃蝀》篇中“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所怨言的一个普世制度。

  并非仅仅周公如此制礼。周公之礼在中外都有相似的形态,只有少数族裔还有走婚等女系氏族的传统。今日人们已经无法清楚为何中西古人会选择“男娶女嫁”这样一种婚姻模式,并同时将其确定下来,作为一种固定的社会模型普遍施行。随着这种婚姻模式而来的是成型而稳定的家庭,以及随之稳定下来的社会形态,以及随着家庭社会成型而逐渐围绕统一稳定的家庭和社会,建立起相应的道德机制。很明显,古人和今人都从其中受益良多,所以奠定这个“以礼相待”的婚姻模式的先王后妃,永远被人称颂;《关雎》因为对婚姻礼教的推崇而位居《诗经》第一篇,其来有自矣。

  只可惜,道学随礼教而兴盛,女子渐渐因为被控制而失去力量,于是女子的地位就越来越下坠了。我们看《诗经》、《春秋》、《左传》等先秦文章之内,女性的话份还是很强大,还有很充分的话事权,那时男子去古未远,尚未完全忘恩负义。及至后世陋儒,如南宋朱明,女人那就完全下了地狱或者根本就等于地狱,需要尽诛之而后快;惟为国家民族计,不得不保留的一个低等物种了。

  风化与礼教杀人之演进

  孔夫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今人又会诧异:都满篇性生活满篇性关系了,怎么会思无邪呢?须知孔夫子看到的《诗经》,跟我们看到的,并不相同。孔子看到的,大概犹如《金瓶梅》之原本小说,精华糟粕芜杂其间,奔放自由的民间感情和婚姻关系,有合于礼的《关雎》,又有更多不合于礼的情诗,如《狡童》,《野有蔓草》,等等。孔子行删削改定之后,令其符合“礼之需要”,达到“成之以礼得幸福、成之非礼得不幸”的教化标准,如此则无邪矣。

  周公制礼,从稳定的社会关系和秩序来说,当然有其好意。礼教被讴歌而推广,却不能立即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此周公之礼,就是男女婚姻问题的规范化,所谓“风化”。风乃性交之意,风化便是建立男女性关系的礼教而教化天下。但是从《诗经》时代,到孔子删诗的时代,对合礼的要求和后世尤其是宋儒之后的礼,已有极大的变化。

  周公制礼的时代,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其实还是自由的。男女长成,互相悦慕,而有“风”事,乃人情之必然。周公制礼,不过是令其互相悦慕野合之男女,能够“以男娶女嫁”的形式成之以礼,并且能够有始终的婚姻家庭关系。《诗经·国风》中描述了大量的婚前甚至是婚外、非婚性关系,同时也尽力描述了不合于礼、没有婚姻保障的两性结合,会带来的痛苦悲剧。既尽力地描摹了两情相悦的欣喜与幸福,也同情那被遗弃的男子,以及不幸被弃的女子。在那个时候,人们可以自由结合,当然也可以自由离去,性关系不一定要有家庭和婚姻。

  但是周公制礼便是要以这个性关系为核心,建立起稳定的家庭婚姻制度来。所以在《关雎》中,关雎固然是水鸟的思春发情,两性结合;纯属“发之于情”而君子淑女自然有异于禽兽者,终须“成之以礼”。其实这君子淑女在生活中是能够互相认识的,甚至可以肯定他们已经有过性接触;而“礼成”,是教化的必须手段和目标。同时,《诗经·国风》除了《关雎》这种歌颂“成之以礼”的爱情之外,还有大量的纯粹的爱情诗,仅仅描绘男女发之以情的爱慕,男子之间的互爱,女子追求美男的痴情。孔子未曾删去,实因为不管是成之以礼还是成之非礼的性关系,其中种种感情,对于人类都是自然存在的,是常常发生而必须珍惜的生命感受。

  孔子删诗,按“成之以礼”和“成之非礼”两条线索来编订归纳,并包涵各种非礼关系带来的不幸与痛苦,遂使《诗经·国风》从普遍的性关系指南,跃升至礼教的名器,以“成之以礼”的幸福满足,来反衬与“成之非礼”的不幸痛楚,达到风化水平的新高度,也是审美和道德的新高度:诗教。如此,孔子删诗,方得思无邪之三白篇。

  孔子的时代,男女的交往,仍然是自由的,虽然礼教和耻感的尊严,已经牢牢地树立起来,但是也只是作为道德的诫条,风化的教材,尚不足以做杀人的利器。婚前性关系和婚外性关系,虽不被鼓励,但是作为“人情之常”,仍旧是可以被接受并被理解的。及至后世,社会上层和下层的男女,仍具有此种自由。从古往今来的传奇小说志异故事中,还是可以看到男女非礼之情存在的影子。只是在某个阶层,如中等贵族,可以实行对女子的隔绝,遂可以要求和实现绝对的“男女大防”。 而社会高低两端男女的性关系,仍具有奔放自由的本能面目。如皇族贵族,及下层民间,男女间因为不能隔离而有活泼生动的性的情态。

  对《诗经》中自由精神的损害,首在于宋儒;后世的道学,更是添砖加瓦使之蒙尘不绝。至于冬烘陋儒,见《国风》而崩溃,斥之为“淫奔无耻”。这并非仅是道学的痰气,也是一个民族创造力合思想感情的全面禁锢和枯萎。到了《儒林外史》之中,名教与礼教的悬鹄,就只能是无益于世,甚或有害于人伦道德了。及至《红楼梦》中奇女子尤三姐,感觉到柳湘莲认自己为“淫奔无耻之流”,就敢于以死明志。到了那时候,礼教便真是可以杀人的了。

  文章摘自 《爱情就在桑间濮上》 作者:黛琪 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

  (编辑注: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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