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励精图治走向昏庸无道——宋徽宗的统治(3)
“六贼”当道
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以来，历代王朝的帝王都倾心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北宋立国之后，经太祖、太宗皇帝的制度设计，皇权堪称达到历史之最高。中央集权的制度设计，理论上能直接与皇权相竞争的，就应该是相权。所以但凡巩固皇权的帝王，无不以牺牲相权、削弱相权为代价。北宋立国以来，相权本来是弱势的，但经过元丰改制之后，相权重新巩固和提高了。蔡京出任的这个“宰相”，就是元丰改制之后、权力已经提高了的宰相。
不过，虽然蔡京这个宰相的权力虽然比前面担任宰相的人要大，但皇帝却自始至终是可以控制局面的，制度上绝不至于出现相权能高于皇权。不管你宰相如何专权、如何弄权，你也始终不可能弄到皇帝头上去的，不可能让皇帝屈居于宰相的支配之下。也就是说制衡的机制实际上始终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但是很可惜，宋徽宗因为与蔡京又书画艺术方面的共同兴趣爱好，对蔡京过于信任。宋徽宗本人也不善于治理朝政、不懂得治国理政。而蔡京又是一个非常贪恋权力的人、道德败坏的人，善于揣摩上意的人。所以，徽宗一朝，蔡京为相十余年，超过了北宋此前任何一个宰相在位的时间。蔡京这十余年的宰相生涯，一度还是“独相”，权倾朝野，干了不少为非作歹之事，弄得天怒人怨。蔡京之外，徽宗朝还有五个与之相似的奸邪之辈，被民间合称为“北宋六贼”。
这六个人分别是：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邦彦，基本都是宋徽宗时期重要的大臣，而且都收到宋徽宗的宠爱有加。这六个人贪赃枉法、横行霸道，弄得民不聊生，是导致当时江南方腊起义和后来金国入侵中原的罪魁祸首。“六贼”之名最早出於太学生陈东在宣和七年(1125年)的上书，陈东说：“今日之事，蔡京坏乱於前，梁师成阴谋於后，李彦结怨於西北，朱勔结怨於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於辽、金，创开边衅。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这六个人有着怎样的劣迹呢?
(蔡京 想象画。1047年-1126年。)
蔡京就不用说重复的内容了。迫害元祐党人，帮助宋徽宗到处搜刮民脂民膏，排斥忠良……等等事迹，此处不展开赘述。他首先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以至于跟自己的弟弟、儿子之间，都存在争权夺利。他首次拜相的六年时间里，大肆发展裙带关系，提拔自己的子孙，使自己的六个儿子和四个孙子同时当上了执政、侍从。蔡京还极力掌握部分兵权，建澶州、郑州、操州、拱州为四辅，各屯兵两万。至于生活上，他拥有土地多达五十万亩，花园宅地多处;还常常动用公款、公差作为私用。据说他喜欢吃鹌鹑，一次便烹食数百只，还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一生之中，究竟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谁也算不清。但就是这样一个独夫民贼，宋徽宗竟然还信任有加，待遇优渥、赏赐丰厚，并于政和二年(1112年)加“太师”衔。
王黼(1079年—1126年)，原名王甫，字将明，开封祥符(今属河南开封)人，崇宁年间进士。王黼才疏学浅，善于巧言献媚。他初因何执中推荐而任校书郎，迁左司谏，后来又升至御史中丞。就在何执中盛赞王黼的时候，王黼却写何执中的二十条罪状呈送给蔡京。王黼品质恶劣，公然霸占他人妻妾，并将人家贬逐岭南。宣和元年(1119年)，任特进、少宰(右宰相)，他由通议大夫超升八阶，被任命为宰相，是大宋开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在后来金辽冲突发生后，他极力主张联金灭辽。由于不断搜刮民脂民膏，激起河北、山东等地的农民揭竿而起，义军坚持战斗多年，至北宋灭亡后还与金军发生过战斗。
童贯(1054年—1126年)，字道夫(一作道辅)，开封人，北宋权宦，“六贼”之一，性巧媚。初任供奉官，在杭州为徽宗搜括书画奇巧，助蔡京为相，京荐其为西北监军，领枢密院事，掌兵权二十年，权倾内外;时称蔡京为“公相”，称他为“媪相”;宣和四年，攻辽失败，乞金兵代取燕京，以百万贯赎燕京等空城而回，侈言恢复之功。
梁师成，宋徽宗的宦官，籍贯不详。他自幼猾黠，善于逢迎。政和间为徽宗(赵佶)所庞信，官至检校太殿。凡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并找人仿照帝字笔迹伪造圣旨，因之权势日盛，贪污受贿，卖官鬻职等无恶不作，甚至连蔡京父子也谄附，故时人称之为“隐相”。
朱勔(1075—1126)，苏州(今属江苏)人。北宋大臣，为“六贼”之一。因父亲朱冲谄事蔡京、童贯，父子都任有官职。当时宋徽宗垂意于奇花异石，朱勔奉迎上意，搜求浙中珍奇花石进献，并逐年增加。政和年间，在苏州设应奉局，摩费官钱，百计求索，勒取花石，用船从淮河、汴河运入京城，号称“花石纲”。此役连年不绝，百姓备遭涂炭，中产之家全都破产，甚至卖子鬻女以供索取。方腊起义时，即以诛杀朱勔为号召。朱勔在奉迎皇帝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巧取豪夺，广蓄私产，生活糜烂。
李邦彦(一 1130年)，北宋怀州(今河南沁阳)人，字士美，太学上舍生出身。此人怙恶不悛，好结交内侍，靠巴结梁师成、蔡京的儿子蔡攸得以于宣和七年当上太宰。他善歌唱，尤爱徽鞠，破技高超，曾以“踢尽天下毯”自诩，是微鞠组织“社会徽鞠队”小队员;从小喜欢闾阎间卑鄙琐事，自号“李浪子”，人称“浪子宰相”。北宋末年“靖康之难”投降派奸臣之首，直接造成北宋灭亡。陈东领导太学生，反对投降，曾上书言其罪。宣和五年(1123年)官至尚书左丞，钦宗时，金兵迫东京开封府，力上割地议和。
这六个人后来的下场都不好。因为他们在徽宗一朝，对社会矛盾的尖锐、国家的衰败和灭亡负有直接责任。但是考虑到本朝制度上，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奸臣无论如何不能高居皇权之上，所以“奸臣当道”这个现象，责任只能由宋徽宗来承担。如无宋徽宗的任用与信任，这些人不可能占据高位、排斥贤良;如果宋徽宗有明辨是非之能力，就不会被权臣所蒙蔽，更不会出现二十余年的奸臣当道。简而言之，送徽宗一朝的所有弊病、社会问题，首要责任者都是宋徽宗本人。因为制度上，他始终是有较大施展空间的，是可以除弊布新的，但是他没有做到(或者根本就没有去做)。结果，代价就是，从宋徽宗统治后期开始，北宋迅速走向衰败、灭亡。宋徽宗一朝，已不自觉地是帝国进入“黄昏”阶段。在这个阶段，随着北方政局的变化、动荡，宋朝出现了新的边疆危机。
(作者及单位：月白风清，北京市第十五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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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月白风清 (公众号 历史爱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