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征的传奇故事-十送红军
要论我国我伟大壮举，红军长征绝对是人气之选，红色革命的蔓延，共产党的坚贞不屈汇聚了一幅幅感人的画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关于长征的故事，希望对你有感触!
十送红军(上)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叫/树树(里格)梧桐，叶呀叶落光/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
1934年10月初，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根据地，由鼎盛时期的几十个县锐减到只剩下瑞金、于都、会昌等三四个县。而蒋介石的数十万大军正像一只铁桶一样围向瑞金……
“几十个县的大苏区，如今只剩下几乎一根梭镖就可以穿透的土地了!”陈毅痛心疾首。
10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军主力部队在瑞金、于都一线集结;10月8日，正式确定了参加转移的部队，计有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共计八万六千多人;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10月10日，急促的口令声、压抑的军号声、零乱的马蹄声、沉重的脚步声……
长征从此开始
“气氛陡然紧张起来，从1934年那个不寻常的五月开始，战斗越打越残酷，兵源越来越紧张，物资越来越匮乏。在四周隆隆的炮声中，苏区开始了一系列不寻常的举动，通讯员来来往往穿梭似地奔跑着，扩红运动进行到了边远的山区，16岁到49岁的男子都在征兵之列，红八军团基本就是扩红组建的。筹粮、编草鞋、制粮袋，全民动员起来，忙碌中，百姓的脸上写满了严肃，进入9月份，机关里捆绑物品的、销毁文件的场面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瑞金市原党史办副主任刘良给记者描绘着当时的情景。
告别叶坪的谢家祠堂，1934年7月，中央领导机关迁往瑞金城西的云石山，附近的各个村庄住满了红军。以瑞金县城作为中心坐标，叶坪在其东北方5公里处，沙洲坝在其西南3公里处，云石山继续向西19公里。叶坪-沙洲坝-云石山，中央领导机关一路向西的搬迁，清晰地划出了红军西进的轨迹，而最后各路大军集结出发的于都在瑞金正西约80公里——
煮好的鸡蛋没吃就走了
“去吧，跟着队伍走吧。”16岁的宋有发娣拉着丈夫曾光祥的手，恋恋不舍，做了7年童养媳的宋有发娣刚跟她的光祥完婚。“在西江补充团，送过去后，我去看了两次，最后去看他时，拿着新做好的鞋，煮好的鸡蛋，队伍已经走了，没见到，也没吃上一口。”
1983年，宋有发娣收到瑞金县人民政府补发的曾光祥革命烈士证明书，上面写着“1934年北上无音讯”，宋有发娣手里拿着这纸崭新的证书，连同她2005年度“优秀共产党员”证书一起贴在胸口，泪眼婆娑，她喃喃低语:“活着回来多好，我的光祥，我的光祥……”
残酷的战争中，红军面临最大的困难是兵源不足，193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号令。而进入1934年，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扩红再次成为红军发展的头等大事。
1934年5月，瑞金县委宣传部部长杨保康、副部长邹庆南，少共瑞金县委书记刘忠林，县队部参谋长阙彪林等7个县级干部报名参加红军，其后，各区干部踊跃报名，走向前线。下肖区杉山乡梁秀英、梁发英等“四个女英雄”除自己报名参军外，每人都动员了一个班的人加入红军。清水乡竹下村16户人家，有11户的青壮年全部参加红军。1934年5月30日《红色中华》上，有篇题为《八兄弟一齐报名当红军》的报道。瑞金县党史办原副主任刘良对记者说，10年前他调查过，他们是下肖区七堡乡的，8位兄弟当红军时，他们的父亲还有重病。后来，8兄弟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都无后代，满门忠烈，却无姓名记载。
在瑞金的红军烈士纪念馆，一组统计数字清晰地记载了瑞金人民为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上世纪30年代，瑞金人口为23万多人，有5万多人参加红军和地方革命斗争，参加长征的有3.5万人，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途中。
十个儿子八个当红军
在于都，另一个8兄弟参加红军的故事同样感人肺腑。
一个晴朗的晌午，73岁的曾林梅在69岁的老伴陈瑞英搀扶下缓缓坐下，这是于都县银坑镇窖前村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
陈瑞英转身回屋，拿出一盏破旧的马灯。曾林梅瘦骨嶙峋，显得十分苍老，目光呆滞，基本无语，但看到马灯，眼睛突然一亮，迸出几个含糊的字眼:“妈……妈……”。陈瑞英接过老伴的话茬，回忆起了婆婆和8个哥哥的故事。
“说了等你就等你，不怕铁树开花水倒流，水打石子翻身转，不知我儿几时归?”
曾林梅念叨的妈妈，名叫钟招子。钟招子有10个儿子，8个当了红军。1934年10月，他们同时从家乡于都出发，参加长征，只留下最年幼的曾林梅和曾林桃与母亲相依为命。
分别时，钟招子对儿子们说:“一定要打胜仗，妈等你们回来。”
由于丈夫早逝，钟招子独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回家做家务。深夜，她就坐到老屋门前，点起一盏马灯，等儿子回家。眼泪流了20多年，青丝变白发。后来，钟招子把眼睛哭瞎了。但依然每天点亮马灯，坐在石阶上等儿子。她希望用微弱的灯光，照亮儿子回家的路，也让他们看清妈妈的模样。“我眼睛看不见了，但马灯不能灭，要让儿子看清楚回家的路。”
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驻于都。钟招子守候在队伍的必经之路上，一次次询问，一次次失望，整整三天三夜。
她和两个儿子一起，在村后竹篙岭的大树下，修了一个坟。每逢清明，她会带全家来插香祭奠。如今，祭奠形式和地点没有改变，只是在原来的坟边又多了一个坟——钟招子在那里安息。1960年，她带着深深遗憾撒手人寰。离开时，留下一句话:“把我埋在儿的身边。”
史料记载，于都县当时22万人口，约1.6万人参加长征，1万余人牺牲在长征路上，其中1000多人没有姓名记载。
兴国县烈士纪念馆里，烈士的名字都是按村按镇排的，满门忠烈何其多。
记者突然明白，红土地为什么这么红，是因为泥土中洒下了太多烈士的鲜血。
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跋涉千山万水，历经血火洗礼，15年后，他们托起一个巍然屹立的崭新中国，千千万万苏区“最好最积极最勇敢”的青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而他们的母亲、妻子就是这样以巨大的无私送红军北上……
家有三担谷
两担半给红军
宋有发娣终没见上丈夫最后一面，她擦干泪水，转身挑起箩筐去挨家挨户收军鞋。“村里的女人都在做军鞋，鞋面上绣着字，用红丝线勾上边，很好看。能干的女人交一双，也有两个人合着交一双的，不会做的就用麻草鞋代替。”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1934年6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政府联合发出《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瑞金、兴国、长胜、西江等县区纷纷响应。瑞金一个月就筹粮11600担。到8月15日，新谷归仓时，瑞金又为红军集中起50100担稻米，土地税谷10570担。“许多老百姓已是不计明天了，有一户仅有三担谷，拿出两担半给了红军。”刘良告诉记者。
而10月份在于都集结、出发的近九万红军将士更是得到了有力的支援，“住了9天，走的时候每人要带一周的干粮，差不多300多万斤的粮食，是全县3年的口粮。那时候，整个于都家家户户在做干粮，舂米脱粒的机器日夜轰鸣，煮饭的炊烟袅袅不断，有的村子烧掉了差不多一个山坡的柴草。而此前的8月份，为响应中央号召，于都已上交79309担粮食，”于都县委党史办副主任曾懿华告诉记者，“周恩来面对当时的情景，深情地说，‘苏区人民真好，于都人民真亲’。”
“于都城夜不闭户，因为没户可闭，所有门板、店铺挡板、床板，甚至棺材板全部拿到于都河上搭了浮桥，当时的8个渡口，有5个是临时搭建的浮桥。所用的木料是一个无法计算的数字。”曾懿华说的是那个秋风瑟瑟的夜晚，1934年10月16日，重阳之夜，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
1933年6月12日，蒋介石为发动第五次围剿，专门炮制了一个《剿匪战术的要点》小册子，其中有这样的语句:“使敌人无粒米与水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在如此可亲可敬的苏区人民面前，蒋介石这样的训令岂不是贻笑天下的梦话!而当他洋洋得意地占领瑞金时，后背的冷汗还没有干，他知道:“这里的百姓连骨头都是红的。”
陈毅劝老乡:
留下个伤员当儿子吧
在献出自己的儿子、丈夫、粮食的同时，苏区人民再次敞开胸怀，接纳了近万名红军伤病员。“据当时与项英、陈毅一起留守的团中央苏区分局委员陈丕显讲述，留下后活下去的机会只有四分之一，许多伤员为被留下很不情愿，曾联名上书，坚决要跟部队走。很多伤员蘸着血写下‘死也不离开部队、立即上前线与敌人拼到底’的誓言。周恩来、陈毅想了很多办法，用文件的方式发了8条要求，接纳红军伤员的人家必须是可靠的、山区偏远的等等，并在粮、钱、物上尽最大限度满足所需。”刘良说。
中革军委已决定，8月份在兴国负伤的陈毅留守，身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伤未痊愈的陈毅几乎是挨家挨户做工作:“老表呀，留下一个吧，家里没有儿子就当个儿子，没有女婿就招为女婿，实在不行，就当个长工使。”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无奈呀。
但是，苏区人民没让陈毅失望。瑞金和于都是当时收容伤员最多的地区。于都县砂星区就是当年保护和安置红军伤员的模范区，刘发娣老大娘一家就住了12名红军伤员。老人的儿子、81岁的朱绍明说:“我父亲是红军烈士，我母亲对红军的感情特别深。我那时只有七八岁，但还记得一个红军伤员的名字，叫朱家才。母亲把伤员藏进地窖，吃饭时，悄悄送进去。一年后，有10名伤员基本上能行走了。我们家有6个孩子，要照顾12名伤员，还要种地，我母亲非常辛苦。”
从砂星镇出发，沿蜿蜒的山路徒行30分钟，就是刘发娣当年隐藏红军伤员的地窖，地窖在不高的山坡上，已经坍塌，上面长满灌木和杂草。
于都县庵山村当年是一个只有3户人家的小山村。红军伤员钟家瑶、刘义才和钟桂春，就隐藏在杨大娘家旁边的山洞里。当时，家里只剩下一担半谷子，杨大娘每天让红军伤员吃一顿大米稀饭，而她和小孙子顿顿用红薯和芋头充饥。为使伤员伤口尽快好转，杨大娘经常上山采草药。后来，这3名伤员全部痊愈。庵山依旧，因修水库移民，杨大娘及其后人无从寻找。
那些伟大的母亲们，倾其所有，包括最深挚的情感，精心呵护着子弟兵。许多伤员很快恢复健康，补充到独立师团，去继续游击战争。1935年2月中旬，瑞金和于都面临着敌人残酷的逐家逐户的“清剿”，母亲们再次冒着被砍头的危险，掩护伤病员转移进山，或者将他们认作“丈夫”、“儿子”、“女婿”。
而此时，长征路上的红军已在遵义会议的指引下，目标明确地继续北上……
行军号音
撕碎百姓心
“1934年10月10日，那个秋日的黄昏，17时，云石山上突然响起行军号，真的很突然，百姓身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瑞金人听惯了军号声，可是这一声号音怎么就这么不一样?百姓的心被撕碎了。田里劳作的，家里做饭的、纳鞋底的，老人、孩子、妇女全都跑了出来，站在路边看着行色匆匆的部队。”刘良说。
而此前，中央从沙洲坝转移云石山时也上演过相似的一幕。那位曾跟国民经济部长吴亮平踢过毽子的杨荣禄回忆说:“号声响了，队伍就要走了，村里家家户户都煮了粥，用水桶挑到路边，有的战士就用茶缸舀上，边走边吃，还喊口号。我站在旁边看有没有我认识的人。”此时杨荣禄讲起这些，明显跟前边的表情不一样，“他们住在我们村的时候，都把窗户改成了大的，为了亮堂;走的时候又都给我们装回原来的小窗户，为了敌人来的时候省麻烦，家家不落，队伍过后还派人回来检查装好没有，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杨荣禄的语速越来越慢，“舍不得他们走，你想，跟他们一起玩过，要走了，不难过才怪，都是天天在一起的人。”
“百姓拿出家里最好的吃食，花生、芋头、鸡蛋、水果，伫立道路两旁，不停地招手。真是一幅箪食壶浆送征程的大画面。有一位老大娘，挎着一篮子煮熟的鸡蛋，想给儿子带上，见一个红军送一个，一篮子鸡蛋都送完了，也没见到自己的儿子。”刘良向记者描述当年的场景。
首脑人物
蒙着被子过于都河
“云石山乡的梅坑是当时中革军委临时驻地，93岁的梁道河回忆，他头天晚上看见部队杀了两头猪，第二天，所有人就不见了。”陪同记者采访的云石山乡宣传委员刘海林说。
刘海林的转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瑞金出发的红军也不都是十里相送。而在于都，“那是一次极其秘密的战略大转移，为了防范国民党的特务，从于都出发的中央首脑人物每人配备一个担架队，用被子严严实实地蒙着，被快速抬过于都河。”曾懿华说。
曾懿华的讲述并不妨碍我们采访到的这样一个送别故事:
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记者看见一支竹篙、一支橹静静地躺在一艘小木船旁，船头上是一盏马灯。64岁的李明荣跟记者讲起了他的父亲李声仁和这条小船——
1934年10月16日，晌午时分，李声仁和未婚妻王九发在于都河鲤鱼潭捕鱼。岸边走来几个红军干部，高喊:“老表，请把船靠过来。”李声仁把船撑到岸边，得知了红军的来意:当晚有大部队要过河去打国民党反动派，想请渔民帮忙渡河。他们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还回家动员其他船老板帮忙。
傍晚5时许，李声仁和未婚妻来到鲤鱼潭渡口和几十条渔船会合。乡亲们也自发赶来，帮着送水挑担。
1小时后，渡河开始。大船每次坐10人，小船5人，来回一次约20分钟。李声仁和王九发同撑一条船，男的船头摇橹，女的船尾掌舵。600米宽的河面水流湍急，加上夜黑风大，稍不留神就会翻船。天边渐渐泛白时，他们送完最后一批战士，手上已磨出许多血泡。
10月18日晚，只休息了1天，他们赶到最西端的石尾渡口，又送了一整夜。分别时，筋疲力尽的李声仁得到一块大洋、几斤大米和一句承诺:“感谢老表，等我们打了胜仗，一定回来报答大家。”
而这样的送别，在于都又何止李声仁一家。8个渡口，800多条用于做浮桥和摆渡的大小船只覆盖了上下30公里的河面。
站在“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塔基望去，于都河依旧在汤汤远逝，对岸是植被茂盛的丘陵;一段由5条木船搭起的浮桥按原貌摆放在河边，飘荡着，仿佛在回忆72年前那个不平凡的夜晚。而此时“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传出的歌声字字句句敲打着记者的耳鼓、心扉:
“九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里格)拉着长茧的手/心像(里格)黄连脸在笑/血肉之情怎能忘/红军啊/盼望(里格)早日/(介支个)传捷报……”
十送红军(下)
“三送(里格)红军，(介支个)到拿山/山上(里格)包谷，(介支个)金灿灿/包谷种子(介支个)红军种/包谷棒棒，咱们穷人搬/紧紧拉住红军手，红军啊/洒下的种子，(介支个)红了天/紧紧拉住红军手，红军啊/洒下的种子，(介支个)红了天……”
骨肉相连的红军和百姓怎能割舍，怎忍分离?
陈发姑依然记得送别丈夫的那个夜晚，秋风瑟瑟，沁骨地凉。
红军走了，这块已然红透了的土地将承受怎样的屈辱和血腥?
红军走了，但党还在、组织还在、人民还在、信念还在，抗争还在……
瑞金陷入腥风血雨县城人口减一半
1934年10月26日，敌人侵占宁都;11月1日，长汀陷落。随后，敌10师从长汀、39师从石城、24师和38师从宁都合围瑞金。11月10日，敌东路第10师抢先占领瑞金县城，“红都”最终失陷。而此时距离中央红军从云石山转移恰好一个月。
1957年，陈毅元帅在《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写道:“四面是敌人，到处是枪声，这里喊捉，那里喊杀，军队不能抵抗。老头子、小孩子、妇女，满坑满谷，满村满野的跑……真是一片国破家亡的悲惨景象。”(《回忆中央苏区》第550页)
蒋介石派了心腹大将陈诚坐镇瑞金，指挥清剿。随国民党军队杀回瑞金的，还有大量当年逃走的土豪劣绅、地主恶霸。
疯狂的反攻倒算开始了，敌人首先对瑞金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公开叫嚷“大乱3天，大杀3年”。
短短几个月，敌人就残杀了瑞金18000多人，武阳区一次被枪杀了500多人，在“茅草过火，石头过刀”的反动口号下，很多村子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国民党第10师特别党部1935年1月出版的《收复瑞金纪事》这样记载:“瑞金县城内的人口差不多减了一半。”曾在国民党政府中做过公务员的胡汉文在其《国民党军进入瑞金》一文中这样记录“清剿”区的惨状:“无不焚烧之屋，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载《江西文史资料》第21辑)
“日头出来又落山，工农红军上北山，北山穷人得幸福，南山穷人苦难担。”这首民谣说的是红军长征后瑞金人民重陷苦海的现实。
血雨腥风中的瑞金儿童没有了欢歌笑语，没有了无忧嬉戏。杨荣禄、钟起材们急匆匆地跑回家，关紧了大门。“妈妈，我看见白军进村了，抓了一个妇女，在给她施‘打地雷公’。”“孩子呀，别再出门了，你当过儿童团，被抓住就没命了。”钟起材的父亲是受伤没有随队转移的红军，敌人进来的时候刚刚去世。“要不，拖出去一刀就砍了。”
凛然大义
冷对酷刑屠刀
“打地雷公”是什么?宋有发娣可太清楚了:“敌人来后，我就随游击队上了山，在邦坑山的梁山洞，行军时跌到山下，被回来的大地主曾祖芹抓住了。曾祖芹把我反绑着押到高岗，把我按倒，让我跪在他老婆坟前。曾祖芹说他老婆是我杀死的，但是他今天不杀我，要我比死还难受，把我两个大拇指捆到竹片上，狠命地勒，然后拿竹扦子从中间往里砸，就是‘打地雷公’，十指连肝，疼得死去活来，还用棍子打我后背，脊骨被打断了。后来曾祖芹把我押到了乡公所，跟赖优秀、钟夏秀关在一起。赖优秀去年才去世，钟夏秀后来不知道怎样了，她们跟我一样都为苏维埃工作过。国民党让我们跪在地上，周围坐着地主们，问我们游击队到哪里了?见我们不说，他们就扒光了我们的衣服，用一束带刺的荆条子抽，用一大把点着的线香烧我的胸脯，那时我才19岁呀。”说到伤心处，90高龄的宋有发娣哽咽了。“不怕死了，现在想来，我是个死过的人了，还怕什么，当时就想，死了也值得，死在红旗脚下。”突然，宋有发娣的声音高亢起来。此时，记者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滚了出来，紧紧地握住了老人的手。
但宋有发娣没有死。“不知道昏迷了多久，家里人偷偷地把小叔子的两钵子尿送进了牢房，喝下去后，觉得好多了，多亏了那两钵子尿。”后来，被迫当伪保长的曾光湖同情革命，又是宋有发娣丈夫的本家，他让全族的人签名，把宋有发娣保了出来。
当时为苏区政府工作过的许多瑞金人选择了远走他乡，像少先队长杨柳发娣，就是跟做过瑞金县贫农团长的父亲一起逃到福建的，“在福建跟蓝益山结的婚，我小他8岁。1951年才回到瑞金，6个孩子有3个出生在福建。”杨柳发娣的丈夫蓝益山今年93岁，是参加过长征的失散红军，现在两位老人住在沙洲坝镇七堡村。
更多的苏区干部选择了上山，继续游击战争。
没有来得及撤离的干部，面对敌人的屠刀视死如归。瑞金县苏维埃主席李崇葵，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就义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苏维埃万岁!”危辉春、刘先启、钟跃帮等一大批苏干与李崇葵一样，大义凛然，慷慨赴死。
而普通村民则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无声地抵抗着屠杀和野蛮。
坚壁清野
准备游击战争
“把笼屉、锅碗等悄悄地藏起来，粮食都藏到山里，我们家就把稻谷藏到30里外的白竹寨了，让国民党来了弄不成吃的，到11月份了，田里的禾也不割，不让他们得到粮食，我记得到第二年二三月份大家才去收禾的。”这是武阳乡邹光桃说的一段话，可惜老人去年已经去世，我们无法去访问他，只好从乡宣传委员的记录转摘下来。
而邹光桃说的是瑞金县委发动群众进行的坚壁清野。“主力红军走后，各区以乡为单位成立了领导小组，清理销毁文件，掩埋机器设备，疏散各种物资;同时做好游击战争的准备，把大部分粮食运到游击区。其余的粮、油、盐深藏地窖、夹墙、屋檐内;把风车摇柄拔掉，锅碗沉落池塘，把老人孩子疏散转移到山区。”刘良说。
坚壁清野的同时，各乡还成立了破坏队，破路断桥，设置障碍。敌人要经过的道路上挖大坑、布竹钉、设陷阱、埋地雷。箬别乡破坏队队长范远炳带领队员，一夜就在观音前、龙口、黄竹迳的3条路上挖了5个1丈多宽、2丈多深的大坑，推掉龙口、桐子坑的3座木桥，砍了30多棵大树横架在路上。“敌军一进瑞金，就遭到了地雷、竹钉、路障的袭扰，一路提心吊胆，行动迟缓。”刘良这样评价。
抹不去的红色印记
为了彻底抹掉瑞金人民心中的红色印记，国民党反动派一占领瑞金，就对“红都”内的革命旧址、纪念建筑物进行大肆破坏。
中华苏维埃政府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烈士纪念亭、红军检阅台、公略亭、博生堡六大建筑物，是“红都”的信物和标志。国民党“抹红”的目标首先对准了它们，短短几天就毁坏殆尽。
叶坪人心中神圣的塔怎么可以遭受如此强暴?为保卫红军烈士纪念塔，叶坪人民与前来拆塔的国民党瑞金县党部书记朱景福暗中较量，他们贴出“打倒拆塔的反革命分子”、“朱景福滚出叶坪去”等标语。但塔最终还是被拆了，“有一位老大娘在夜里悄悄回到废墟前，看着满地的碎石，心痛不已。突然她看到了一块刻有一个大字的石板还完好无损，就吃力地搬回了家，字面朝下，覆盖在自家的鸡窝上，那是个‘烈’字。这样做是冒生命危险的，但老人家一直用这样的隐秘方式保护着这个‘烈’字。直到上世纪50年代，瑞金县人民政府决定全面复建六大建筑时，老人家拿出了那个石板，这对于恢复历史原貌提供了实物性佐证，根据这个‘烈’字的大小、字体，复建工人又制作出另外6个字，和原来那个‘烈’字一起镶嵌到塔上，直到现在。”刘良说。
记者仔细看去，果然发现那个“烈”字跟其它字的区别，字迹更显老旧。
在沙洲坝的红井旁，记者听到了另外一个故事。当年的沙洲坝缺水，毛泽东就带领军民开挖了一口井。敌人占领瑞金后，连这口吃水的井也不放过，要填埋掉。沙洲坝群众就搭起人墙层层围住水井，跟填井的敌人据理力争，“就是口吃水的井你们也不放过?还有人性吗?”血肉之躯硬是震慑了敌人，前来填井的反动派灰溜溜地走了。可是狡猾的敌人趁村民下田，又偷偷溜回村子把井给填了。敌人刚刚离开，群众就把井挖通。敌人填了5次，群众挖了5次。敌人看到群众如此不屈，喟然叹道:“连沙洲坝的泥巴都红透了。”然后不了了之，水井保住了。
周篮嫂
智救陈毅
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对主力红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在南方8省14个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作了部署。成立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并留下第24师和独立3团、7团、11团等红军指战员，加上江西军区、赣南军区的部队和各县独立营总计超过30000人。瑞金县每个区都有一支游击队，连同县独立营在内共有18000人。但是各游击队的装备极差，除了很少的背板枪外，都是大刀、梭镖之类的冷兵器。
1935年初，过渡时期的整体作战方式显然已不适合斗争需要，4月，化整为零突围后的陈毅、项英来到赣粤湘交界处的油山，真正的游击战争开始了。
不必去记录游击的艰苦，也无须描写战争的残酷。三年后，铮铮铁骨的新四军，就是保存下的革命火种燎原的硕果。而为了保存这些火种，游击区的百姓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陈毅说:“敌人根本的致命伤，就是我们与群众的结合。”
信丰县党史办的庄春贤在其内部印发的《油山烽火》一书中描写了这样一个妇女:
信丰县油山西北山谷里的彭坑，有一位姓周的妇女，乳名叫三娣。经常在敌人眼皮底下给游击队送饭、递情报。1936年端午节的前一天，她包了一夜粽子，第二天，她挎着满满一篮子粽子，冒着大雨偷偷上了山，天雨路滑，她重重地摔了一跤，鲜血直流，当她出现在游击队住的茅草棚时，全身都湿透了。当时恰好陈毅也在，看到此情此景陈毅非常感动，亲切地问:“大嫂，你叫什么名字呀?”警卫员小聋牯也说:“是呀，大嫂，你经常来给我们送吃的，就告诉我们名字吧，将来革命胜利了，也好来报答你呀。”“乡下女人，没什么名字，你们就叫我三娣吧。”陈毅风趣地说:“闹革命，男女平等，你该安一个好名字!”三娣笑着说:“大老刘，那你就帮俺安一个吧。”“大老刘”是陈毅的化名，游击队员和熟悉的群众都这么叫。“大老刘”就是点子多，看着装粽子的篮子:“有了，大嫂，你经常提这个大篮子给我们送东西，这可是只革命的篮子呀，我看你就叫周篮吧。”大家都觉得好，从此周篮就成了三娣的大名，游击队员都亲切地叫她周篮嫂。
1936年8月陈毅腿伤复发，周篮很着急，山上草棚潮湿，不易治疗，她就把陈毅接到家里，熬草药治疗。几个疗程后，腿肿竟然消了，陈毅高兴地说:“周篮嫂，想不到你还是位高明的郎中呀。”疗伤期间，周篮时刻警惕敌情，一天傍晚，一群国民党兵突然出现，眼看快到家门口了，进屋显然来不及了，周篮看见房头一头猪，机智地喊:“瘟猪仔，还不快回家，要被打死呀。”屋里的陈毅立刻明白了，从后边上山钻进了树林。第二天，陈毅对周篮说:“你可真有法子。”周篮调皮地说:“是你命大，连猪都来保佑你。”陈毅哈哈大笑起来，接着，他跟周篮商量:“最近敌人封锁的更严了，能不能设法买点电池回来?”周篮什么也没说，按照当地习惯，提一只火笼去赶池江圩，买到了15对电池。周篮回来后故意逗陈毅，装出一付无奈的样子说:“咳!没买到。”陈毅信以为真，安慰到:“别灰心，下次再想办法嘛。”说着，陈毅顺手接过周篮手里的火笼，“嚯，怎么这么重呀。”边说边拨开火笼上的灰，露出了一对对崭新的电池。周篮“扑哧”一声乐了。陈毅竖起了大拇指:“周篮嫂，真能干，难怪敌人总要上你的‘当’!”
苦中有乐，这就是陈毅，这就是“旌旗十万斩阎罗”的大无畏，这就是“捷报飞来当纸钱”的大乐观。
就在陈毅、项英游击于“千峰转不尽，十里万重山”的油山山脉时，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就义，时年36岁;
中共创始人之一的何叔衡在长汀牺牲，时年60岁;
闽赣边界领导人毛泽覃在瑞金牺牲，时年30岁;
……
而此时，红军正在艰难的北上迁徙之中。
释疑
“铁桶计划”促使长征提前?
长征虽然是一次被迫的突围转移，但并非仓促决定。
一直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所说，“这次战略大转移对当时的领导核心来说，是早有准备的。”
193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同意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决定。随后不久，为了准备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负责筹划红军主力突围转移重大事项，在兵员、物资、军事、舆论、组织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必要的准备工作。
李德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记述道:“八月计划预定突围时间是10月底11月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此外，从华南地区的地理气候上来考虑，这也是行军和作战的最有利的时间。”
那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却是在1934年10月中旬开始，比预定计划提早了将近一个月。中央为什么要改变原定计划、红军为什么要提前突围转移，对苏区的党史工作者来说，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赣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凌步机认为，对长征计划提前实施起到重要作用的，是红军总参谋部情报人员破译了国民党军队的电报，获得了敌人向中央苏区腹地发起总攻的部署。
而宁岗县党史办主任刘晓农认为，是中央获得了蒋介石的“铁桶计划”，才提前转移的。
他说，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秘密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在蒋介石的首席军事顾问、德国人赛克特的策划下，制定了一个名为“铁桶计划”的战略方案。计划的要点是，确定以红都瑞金为最终目标，各部队每天向前推进5公里，每进5公里，后继部队便拉上一道铁丝网，构筑一道以碉堡为主的工事火力网，计划在1个月内，前锋部队逼近瑞金城下。届时，将在瑞金的四周竖起30重铁丝网，30层火力封锁线。为防止红军突围，计划配备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作战部队拦截。
但令蒋介石、赛克特万万不会想到的是，庐山军事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1公斤重的“铁桶计划”全部文件，就落到了当时任江西赣北第四行政区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为我党工作的莫雄手中，莫雄反复思考后，冒着身杀家毁的危险，将“铁桶计划”交到赣北保安司令部参谋、共产党员项与年等人的手上。当晚，项与年用特种药水将“铁桶计划”连夜密写到4本新买的学生字典上。第二天，项与年即从南昌出发抵吉安，再经泰和、兴国，横插于都，直趋瑞金。终于在10月7日下午到达瑞金沙洲坝临时中央机关驻地，见到了周恩来、博古、刘伯承、聂荣臻等人，并把4本密写字典交到周恩来手上。
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在传阅了项与年送来的“铁桶计划”之后，不由得暗自大惊，并深感中央根据地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地步，若不断然采取措施，再有十天半月，就会完全被敌人围困得难以脱身。10月16日，中央主力红军8.6万余人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精心铸造的“铁桶”，最终成了一只裂缝漏水的破桶。
对于刘晓农的说法，瑞金市党史办副主任陈上海和原副主任刘良都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刘良告诉记者，莫雄是参加过黄花岗之役的国民党老党员，在共产党员的教育影响下，他的思想倾向进步。解放后莫雄曾担任过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80年去世。
陈上海说，项与年又名梁明德，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于都县党史办副主任曾懿华在认同刘晓农说法的同时，还补充说，经过五次反围剿，红军在根据地的生存本身也面临巨大压力，首先是粮食匮乏，青壮劳力都上了战场，在田里耕种的基本是老人妇女和孩子，难以承担巨大的生产任务;而残酷战争消耗了大量军火，当时红军的兵工厂生产原料奇缺，到处收购金属物品制作武器弹药，但是苏区几近枯竭。即使没有国民党的“铁桶计划”，红军也要转移了，只不过是某个特殊的事件促使转移提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