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关于小说《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范文2000字
《万历十五年》该书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之呕心力作。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收集的高中生关于小说《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范文2000字，欢迎大家阅读!
高中生关于小说《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范文2000字
初次接触书名，给我的直觉，无非是写万历十五年那一年发生的历史事件。该书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之呕心力作。最早在美国出版，该书的英文名字翻译成汉语就是“平淡的1587年”。大明立国近三百年，我国封建社会近两千年，但但摘取这一年，能写出什么样的历史?读史可以明志，读史需要一颗宁静的心，去解读那深邃沉淀的历史。我细细翻来，每天读那么一小段，合上书本之后，又再去慢慢回味。瞬间，那种弥漫着焦虑，挣扎，痛苦的人物，一个个活生生起来。从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和事佬申时行，思想家李贽，军事家戚继光，清官海瑞，以及万人之上的万历皇帝，没有一个不是生活在痛苦之中，他们现实的遭遇和治理天下的宏大理想，都有着无法弥合的冲突。这些人都没有善终，甚至于抄家罚没。这是一本以平淡的1587年为基本支撑点，然后让人物陆续施展自己的政治包袱，现实与理想的碰撞，失败后的毁灭。
作者以一斑而窥全豹的方式，一丝一缕的分析，视野直指上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国从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中华民族的历史，基本上都是以儒家思想和孔孟之道来统治天下。历朝历代，都是通过庞大的文官集团，实行郡县制，来统治全国。隋代以后，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吏，这些文官从小就饱读经书，满脑子的孔孟思想，都以仁政爱民为基本的做官准则，时刻要体恤民情，以民为本。这些封建社会的官吏，薪俸很低，要维持自己家庭的生计，享受锦衣玉食，根本无法实现。然后就行成了一套官场的历史潜规则。一方面道貌岸然的宣扬孔孟之道，一方面又鱼肉百姓，实现自己小团体和大团体的利益最大化，在封建社会，历代帝王，都是宣传以德治国，没有健全的，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即使有相关的法律制度，也被历史潜规则打破。同时官员为官的行为，又缺少及时的监督和制约，这就造成了官员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奉阴违，完全为自己的小九九做打算。官员的脸只会向上看，只对上级负责，又怎么会对百姓负责?那些文官们内心深处的尴尬和不安，也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是圣贤书的教导，一方面是现实里必须接受的官场潜规则。当文官们在扪心自问和尴尬之后，聪明的大脑很快就会适应这样的官场潜规则，搜刮起民脂民膏，哪里还会有怜悯之心?
在这一制度下的悲情人物，首推海瑞。海瑞是个清官，是个楷模，正是因为寡而鲜，才能成为模范，满朝文官都是海瑞，何来楷模?当海瑞在孔孟思想的熏陶下，立志做为一个清官的时候，他的私人道德其实已经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公共道德，或者说官场潜规则发生了冲突。很多文官，但是，你要想在这个圈内生活下去，你就必须去贪污，去随波逐流，否则，只有头破血流。儒家思想的道德体系，给予了海瑞无穷的力量，可是，整个文官集团，都满足于现状，并安于现状的时候，他们所接受的孔孟之道的思想，就发生了根本的质变。一方面认识到遵守道德体系要丢官罢官，一方面又要宣扬道德体系来维护他们的统治，就会表面装作清廉的样子，背地里哗哗的数银子。越是高调的文官，越是最大的贪官。道德以阳的一面存在，而私欲则以阴的一面存在。当道德给他做了一个幌子的时候，私欲就可以无限制的膨胀。当道德可以代替管理国家的时候，文官集团里的官员，则会打着道德的幌子满足自己的私欲，每个人从骨子里并不鄙视海瑞，甚至是仰望海瑞，但是，没有人愿意做海瑞，这就是封建社会文官集团的现状。
对于孔孟之道的作用，历代皇帝都极力推崇。他们和他们的文官集团想用道德的力量，来统治他们的疆土和人民。用道德体系来保障乡土秩序，而不去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在1587年，万历领导下的文官们在勾心斗角的时候，西班牙人带着他们的坚船利炮，发动了对英国的全面战争。西方也拉开了全面的工业革命。历代皇帝都会被推崇为人的楷模，上天之子。万历从懵懂无知的小皇帝，到励精图治的精干皇帝，再到颓废无为的慵懒皇帝，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在年轻的时候，多么的想建立一个强盛的大明帝国，而且亲身去实行各种礼仪规范。来实现以“礼”来建立人们对道德的信心。可是，当他在看穿了这些文官们的阴阳两面以后，思想发生很深的变化，开始了消极怠工。他的消极怠工，不是针对个别文官，而是针对整个道德礼治体系。在传统戏剧里，皇帝都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了解了万历的遭遇之后，也明白过来，皇帝并非可以随心所欲，皇帝只不过封建帝制里的一颗最大的棋子而已，而且始终受着道德礼教体系的压抑和控制。
励精图治，呕心沥血的万历首辅张居正。他几乎开创了“万历盛世”，把明朝多年的积弊，表面上一扫而光，国库充盈，而实际上他为明朝的最后灭亡埋下了最大的祸根。他死后遭遇清算，其实与万历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他的性格造成的。从小就接受孔孟之道教育的张居正，身居首辅之后，一心只想把大明江山，打造的秀美绝伦。他所实施的改革制度和现行的文官制度格格不入，他没有从根子上发现，一次大改革措施，要从根本上能让绝大多数文官相安无事，否则理论上的完美，最终也是以惨败收场，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也是如此。他的死后被清算，甚至他生前所提拔的官吏受到牵连，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最大的失败，当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官体制上有缺陷的时候，他以个人之力，想改变整个时代，则是多么的渺小无奈。以至于后来的首辅申时行，好像看透了其间玄机，做起了和事佬，成了一个万历皇帝和文官之间的缓冲剂，为此不惜牺牲原则。他们二位的做法，初衷都是好，都是想让大明帝国的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起来。可是张居正的缓冲剂失效了，造成了他死后的被清算。在文官集团和万千小民之间，明朝所采用的就是以礼和道德来维持国家秩序，也可以理解为，明朝并没有真正以《大明律》来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而是靠道德和礼教，而道德和礼教又是比较抽象的一些准则，在私欲面前，不堪一击。正是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改朝换代的悲剧。
历史就是这样的神奇，透过历史能读懂未来。历史总是在创造匪夷所思的故事，相同的历史，由不同的人去描述，就会有不同的历史观。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之中，不同的人发现的细节不一样，所得到的感悟就迥然不同。《万历十五年》所表达的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绝对大多数的人都穿了件绚丽的外衣，那就是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范文2000字
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极其普通的年份。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以该年前后的历史事件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涉取的经验和教训。作者以其“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本书中这一观念初露头角，“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本书自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版以来，好评如潮，在学术界和文化界有广泛的影响。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万历时期是东西方文明相遇，交流碰撞的时期，西方文明首次叩开了东方的大门，是东西方文明最友好平等交流的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组成了西学集团，传播西方文明。
“万历时代”时“非君浪潮”高涨，民本主义盛行，是封建皇权统治遇到极大冲击挑战的时代。“万历时代”是资本主义萌芽方兴未艾，是蕴育新型生产关系的时代。万历三大征，扬大汉雄威于寰宇，威震敌胆，蒙古、倭寇望而却步，再保大明六十年国运，实为不易。
“万历时代”是市民社会发展，市民力量壮大。首次出现了市民力量和封建统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动荡和蕴育社会变革的年代。万历年代大科学家纷纷出场，出现了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华夏科技文明再次站在世界高峰。
“万历时代”李贽等大思想家纷纷涌现，政治社团纷纷出现，学派繁荣。是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的时代。
万历年代出现了徐谓和董其昌等顶级书画家，是个艺术蓬勃发展的年代。
“万历时代”市井文学灿烂，出现了世界级的戏剧家汤显祖，是个文化事业昌盛的时代。
“万历时代”是彻底击败日本，昂首东方，是中华帝国最后一次辉煌的年代。万历也是满清初起，世风堕落、思想多元化。危机和挑战并存的时代。
“万历时代”的生机活力比死气沉沉的康乾盛世强百倍，明朝的文治武功到了顶点，是中国历史的岔路口。
对于明清比较有两部书不可不读，其一《利玛窦中国札记》，其二《停滞的帝国》。尤其读了《利玛窦中国札记》一般不抱偏见的人对明朝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会有一个颠覆性的转变。我们能看到物价低廉、富裕，人民安居乐业的明代社会。我们也能看到一批富有牺牲精神的西方传教士，以及一大批宽容、开明有良好学识、修养的明朝君臣士大夫形象，以及晚明社会宽松、自由、平等、活跃的政治氛围。这与《停滞的帝国》描写的满清帝国衰败、贫困、闭锁、愚昧的社会现状截然相反。
读《利玛窦中国札记》你还能发现在明代“士”这个阶层上，人格是平等的，是不论官职大小的，官大一级压死人不适合当时的情况。在学术上也是人人平等，所谓学霸、舆论导向倒是不可思议的。
回顾那段历史，无论如何是看不出儒学对西方文明和西方科技有强烈的抵触倾向，封闭、保守。反而是敞开胸怀，热烈欢迎。用徐光启的话说是“易佛补儒”。
与利马窦神父捣乱的主要是一群迷信的农民，以及一些愚昧的乡绅。而佛教才是利马窦神父针对的主要敌人。士大夫地位身份越高，越能理解西方文化，越能依法保护西方传教士，越能和利神父成为至交，对利神父的学识赞赏不已。
这说明儒学原来是欢迎西方文明的。而“五四运动”后，学界却几乎一致公认“儒教”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所以要上溯到孔子，打倒孔家店。五四以来的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一直影响到今天。他们的误区就在于：对于“满清统治”对儒学的恶劣影响研究不透、不深。从而把满清统治下的理教，当成了儒学的正宗。
其实想了解明末的真实情况可以看一看中华书局出版的《16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大中国史》和《利马窦中国札记》。从这些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可以看出明末的中国还是十分富裕和强大的，其中有些人比如达·克路士对于明朝和当时的中国人给予了极高的赞赏，甚至可以说是崇敬，这和数百年后英国人对于清朝乾隆“盛世”鄙视性的描述大相径庭。尽管一些西方传教士也尖锐的指出了明朝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政治腐败、火器威力不如西方、自然科学研究比较落后等等),但是毫无疑问的是那时的中国与西欧差不多处于同一起跑线，本来是有机会与西方文明共同发展的。可悲的是这一切都伴随着满人的入侵结束了，后来英国人来到中国时只把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人当蛮族了。所以说明朝是中华帝国最后的辉煌。而万历朝又是中国最后一个盛世(迄今为止)。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范文3000字
万历十五年，就是公元1587年。 黄仁宇先生为什么要写这一年呢?当然书中所写的事件，也不都是在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上下好几十年的事情都有，有的还是几百年前的事情。而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其实平平淡淡波澜不惊无关紧要的一年。书中的开头一段就是这么写的：“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还是那个问题，既然如此平淡，为什么要用一本书来写呢?而且书名就是以那一年命名呢?这就跟黄仁宇先生看待历史的观点有关。黄仁宇先生强调“大历史观”。什么是“大历史观”?不妨引用黄仁宇先生的一篇文章《<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万历十五年》已经初步采取这种做法。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就好比是在做切片研究。通过研究切片，来认识整个生物体的构造以及存在的毛病，通过研究万历十五年这一年，来揭示历史，这一年乃是历史上失败的总记录。
那这一年有什么事情值得记录呢?这一年海瑞与世长辞。海瑞清廉，刚正不阿，执法必严，执法为民。举例：海瑞死的时候，吩咐随从人员，要及时归还二两银子、一只鸡;海瑞为母祝寿买了两斤肉;死的时候连棺材本都没有，好像是靠领人接济才得安葬;海瑞还驱逐总督胡宗宪之子，胡宗宪也是抗倭大将，因为胡宗宪之子鞭打驿站人员，认为他们招待不周，表明海瑞不谄媚权贵。剥皮实草的极刑，朱元璋定下的规矩。
这一年戚继光也去世了。在张居正死后，戚继光就被罢官，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物有交往，黄仁宇先生在戚继光这一章中，用了标题孤独的将领来形容戚继光。戚继光的练兵、抗倭功绩不需要我多说。戚继光的罢官跟明朝的官吏制度也有很大的关系。武官不如文官，武官总比文官低。武官调动频繁，防止上演唐朝的藩镇割据现象。武官中的总兵最多只能管一省兵力，不可跨省。戚继光任蓟州总兵，防区为北京东北一带，拱卫京畿。有张居正的扶持才能在蓟州总兵任上达十五年，等于他前任十人任期的总和，张居正一死，他就被调任广东总兵，虽然是平级调任，但已经失去了拱卫帝都的重要地位。再过一年，清算张居正的运动达到高潮，戚继光革职。可以说文官的派系斗争牵连到武官。
那是不是文官之间的派系斗争导致了明朝的衰弱直至灭亡呢?恐怕还不能那么简单的去看。张居正改革，“考成法”，用现在话来说就是政府绩效考核方式;军事方面，为了防御蒙古鞑靼入寇边关，张居正派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互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使北方暂免于战争破坏，农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方面，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这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他认为赋税的不均和欠额是土地隐没不实的结果，所以要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首要前提就是勘核各类土地，遂于万历八年十一月，下令清查全国土地。在清查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就是讲田赋徭役统一折算为银两，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还以福建为试点地方，想从此推广。还有其他方面的改革治理，比如治理黄河，改革军费的供给体制。张居正的这一系列改革，都几乎随着他的死而消失，连跟他治理黄河的一个官员同样受到牵连。
请容许我在说一说当时的文官制度。明朝这一朝治贪腐是很严的，用什么招数来治呢?严刑峻法。严刑峻法是事后的治理手段，平常有何手段呢?其实也称不上手段，就是官员的薪水制度。明朝的官员俸禄是很低的，如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低俸禄是为了让官员保持清贫的生活，平时居家生活不奢侈，又怎么能贪污呢?可现实并非如此，中央官员，或者说京官，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馈赠，各省的总督巡抚所送的礼金和礼品，往往一次即可相当于十倍的年俸，尤其是到了绩效考核的时候，决定官场前途的时候，钱财物更是不能少。当了地方官，能捞的油水就更多了。在张居正改革赋役制度以前，收税是要一级一级去收的，每一级负责收税的人有自己的份子钱，先满足了自己的那一份，以及孝敬上级的份额，再拿来为国家。这种收入能不能算不合法的收入呢?那要看从什么角度去看。站在朱元璋和海瑞的角度去看，这当然是贪官污吏，应当立即剥皮实草，诛戮九族，家产充公。可是明朝的文官体系或者文官系统是很强大的，他们足以跟皇帝抗衡，当然也不叫抗衡，应该是周璇。为了党争，会去揭人家的短，但平常，大家心照不宣，你拿你的，我收我的，当官当然是为了发一笔财，彼此的默契远大于分歧。这不仅仅是在贪污受贿上如此，在个人的道德品行上同样如此。《万历十五年》中讲到一个人物，李贽，一个大家，大哲学家。在李贽风光体面的时候，大家彼此称兄道弟的时候，李贽不仅学问大，而且品行端正。可到了彼此有冲突，彼此反目成仇的时候，就指出他以前的诸种不端行为，比如教友人孀居的女儿读书，交往过密;过去曾出入与“花街柳市之间”，和风尘中人交往，有辱圣人教诲，有辱斯文。甚至当地士绅还放火烧了李贽用来讲学的亭子。这些事情，平时都司空见惯，揭短之人平时也是这么干的。
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还提到了另外一位人物，就是首辅申时行。如果说张居正是一个理想高过现实的人，在改革上雷厉风行，撇开当时的文官集团，重用自己的亲信，那么申时行却是一个现实高过理想的人，他当官有很大的现实感。他明白人，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都有“阴阳”两面。阳的一面就是对道德伦理圣人教诲上级命令的遵守，阴的一面就是要为自己谋私利，以及如何首鼠两端，两面为人。所以为官为政之道，就在于调和折衷，大家拿出诚意来，彼此团结和谐又不触犯自己的私利。所以申时行大多数的时候是以和事老的面目出现。下属有派系争斗了，他要去调和;大多数的官员跟皇帝意见不一了，他要去调和。可是这么一个调和大师也实现不了调和的目的。不但调和不了，还牵连于己。张居正死后清算张居正的运动就让他只剩半条命，首辅的位置已经在摇坠，因为申时行属于张居正这一派的人物，受到张居正的赏识提携才能居高位;立?风波则是终结了他的政治生涯。万历皇帝和群臣之间在谁立为太子的意见上不一。朱常洛为长子，但万历并不喜欢他，也不喜欢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原本是万历母亲慈圣太后的侍女;朱常洵出生得晚，但他的母亲是郑贵妃，万历非常喜欢郑贵妃，也非常喜欢朱常洵，之所以郑贵妃能得万历欢喜，除了容貌这一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郑贵妃爱读书，有才，能够跟万历两人进行思想上心灵上的交流，这在其她嫔妃以至于皇后都是望尘莫及的，也因此宫女太监们经常看到皇上和娘娘一起看日落，吟诗作对。万历信佛，万历也经常和娘娘俪影双双，在西内的寺院拜谒神佛。这样的事迹能够流传下来，就表明皇帝从自己有第一个女人开始，第一个女人就是指皇后嘛，终其一生只宠幸一位贵妃，这本身就是一个稀罕的情形，当时的人认为这样的情形发生在皇帝身上是稀缺的。万历不仅在和郑贵妃一起的时间长，而且和郑贵妃在一起，流露出更多的真性情，喜怒哀乐发自内心。立?风波是这样的，许多大臣们坚持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坚持儒家教化;可是万历当然要立自己喜欢的儿子做太子，也就是朱常洵。那首辅申时行说得难听点叫首鼠两端，在万历面前，说万历说得对，常洵如何如何优秀，要立常洵为太子;在大臣面前，又说要尊重传统，立长子为太子，申时行把解决问题寄托在时间上面以及自己作为首辅的调和折衷能力上面。可到了后来，是两面都不是人，大臣参劾他表里不一，欺骗圣上，排挤陷害同僚，万历也难办，一直拖着不办，最后见参劾他的人越来越多，自己只好上疏辞官。一个以调和折衷之道为官的人，反而被同僚的参劾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这无疑是一个嘲讽。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的人物事件，上推下演，就是为了通过万历十五年这一年，这一个切片，看到中国历史的一个脉络，一个衰亡失败的总记录。为什么这一年会是衰亡失败的总记录呢?难道现实不是变动不居的吗?那是因为中国的统治阶级自古以来承袭了儒家的那一套，有自己的治国方案，有自己的一套，不去考虑社会现实以及现实中的问题，不去考虑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能否配合你那一套东西，那一套理想秩序。当然也不是完全不考虑，完全忽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当发现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儒家伦理要求统治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首先是正心诚意。期待通过这样解决现实问题。可是现实的变动不居产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中国人出了名的不精确，一个知府不知道他管辖范围内有多少良田，每年要交多少税，发生天灾了该如何应对折算;军队里的将领也不知道手下有多少兵，更不清楚他们对战争、对当兵的看法，更别说平日里的粮草操练等等。积重难返。这样的千年不变，如果说有变的话，那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可以说每一年都是一个衰亡失败的总记录。就像在跑道上跑步，每一圈跑下来看到的风景是一样的，每一个点上，每一个转弯处看到的也是大同小异。
最后引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最后的段落作为总结：“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优秀范文
《万历十五年》是电视剧高育良书记经常提起的一本书，因为觉得自己历史知识匮乏，所以选择从这本书开始了解历史。从一开始了解万历的枯燥无味慢慢地到想要对历史了解得更深，对书中人物了解得更全面。让我感触最深的不是某段历史怎么样，而是某个历史人物如何。
小时候看电视，看到位高权重的人物呼风唤雨，总是羡慕不已。万历虽然身为皇帝，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也处处受朝中文官约束。万历有半点行为举止不合文官意，文官们就开始上书，打着为皇上国家好的名义，争取自己的利益，体现自己的价值，把万历约束在自己的条条框框里。很喜欢的一个部分是，把嘉靖拿出来，和万历为皇帝的状态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万历处处被朝臣约束，而嘉靖却喜欢/希望有人指斥自己。
海瑞从小是母亲带着长大的，但是他这位失去丈夫含辛茹苦把儿子拉扯大的母亲却让人爱不起来也恨不起来。海瑞一共结过三次婚，有过两个小妾。第一位和第二位夫人都是因为和婆婆不合而被休;第三位是在“可疑”的情况下死去，第三位夫人和小妾生的三个儿子也不幸夭折。谁也不知道第三位夫人在“可疑”的情况下死去，是不是海瑞的母亲一手造成的。海瑞能恨自己的母亲吗?在这样的情况下拉扯大自己孩子的母亲对自己的小孩都会有控制欲吧。而我对海瑞也多多少少有点同情，为国为民一辈子，72岁的时候还复出任职官位，到老年却没有人陪伴送终。甚至到最后去世，同僚们却只是觉得松了一口气，再也不用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作安排了。
我在想啊，什么是对什么又是错呢，大概是大家所处的立场不同，评判人的标准也不一样。又或许没有好坏对错之分，你的所作所为、所说所想只要是对我有好处，不损害我的利益，那么你就是好人了。所以啊，我们活着是不是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呢?
对于戚继光，不知道为什么，感触最多的是他带兵写书的一些好习惯。例如他把所有的训练方法细节写成了一部操典式的书本。他周密而细致，习惯斟酌各种条件以及可能发生的情况，把很多细小的事情考虑起来等等。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一个人取得成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背后需要付出多少心血，取得成功不能只有PlanA，准备PlanB也至关重要。
在一本书的书评中见过一段话，大致是这样的意思：我们看书要尽量选择具有真实故事的书，而不是去看一些虚构内容的书，因为这样我们才能从中去思考反省自己。或许是历史知识的匮乏，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读到的不是历史，而是书中每个人的性格。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5000字
官僚，士绅与帝国衰败
摘要：
帝国衰败，即帝国的既有政治结构无法满足新兴社会集团需要或汲取足够的资源推动帝国发展的现象。
帝国的政治结构由一系列政治集团及其权力关系组成。在我国传统帝国政治结构中，最为重要的政治集团是皇权和官僚权，而这两者的权力关系则构成了帝国政治结构的主要内容。
而我国，尤其是以明帝国为代表的帝国衰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皇权与官僚权的关系所决定的，正是由于明代官僚集团的高度社会化，导致帝国的官僚结构从科层化偏向为家族门阀化，帝国官僚也半贵族化。
导言：
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观”著称，其对于我国历史也有独到的见解，但是对于黄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我并不想从历史学的角度切入，甚至对于这一段历史我也并不十分感兴趣，但是这本书引发了我对于当下的一点思考，所以我更多地是从这段历史中找寻现代中国的影子。
在《万历十五年》中嘉靖，万历都不是昏庸无道之君，张居正·申时礼也都是肱股社稷之臣，为什么他们都无法推动国家实现真正的发展呢?
地租与官僚：
要解决本文的中心论题，首先必须要回到官僚与官僚集团本身。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并不认为我国的帝国文官是真正意义上的官僚，我认为我国的帝国文官是封建贵族的特殊形态，即官僚化的贵族。但是要真正地界定我国的帝国文官的特殊属性，首先必须界定我国当时社会形态，了解了社会建筑的基础，对于一系列社会现象的了解才更为客观全面。
对于我国在帝国时期的社会形态的争论上，我并不认为我国的社会形态摆脱了所谓“封建”状态，有的学者将我国的社会形态界定为农业官僚制，但是我认为从财产关系的根源上来说，我国的帝国形态仍然是封建社会的一种，只是由于一系列特殊的社会条件，表现出了较为特殊的组织形态。
为什么呢?在社会的界定上，我是较为赞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一定的社会形态，而一定的社会形态则决定了基于其上的社会建筑与社会现象的性质与属性。
所以我们必须先了解我国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特征，这里我们会遇到一个核心量，即“地租”。
我们知道在传统中国，农业经济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农业又以租佃制与自耕农为主。其中，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租佃经济在农业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我们都知道，掌握租佃制的是地主阶级。
现在的问题是，地主通过租佃制从农民手中获得了何种经济剩余，以及他们是如何获得这种经济剩余的，我认为经济剩余的性质和获取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决定了社会生产力的性质。
要想知道地主的所得，我们首先就得分析，在封建制或者说传统社会的土地，到底产出了什么，以及是通过何种手段产生的。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本文并不有关经济史的论述，所以对于有关的材料无法做到面面俱到，所以只能摘选出最切合本文论述的资料。而在封建社会的生产条件下，无论是东方的中国还是西方世界，农业生产都是极为落后的，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生产技术水平的落后，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类整体科学认知水平，所以古代农业或者农业用土地的产量是较低的，我记得在北宋王安石变法期间，江浙一带最好的上等地亩产是稻米十二石，折算成现代单位大致是六百公斤，而一般的田地亩产普遍只有五·六石，大概只有两·三百公斤，而现代的杂交水稻亩产可达九百公斤以上。所以说，在封建社会下的农田所直接产出的剩余是相对较少的，这是由较低的单位产量所决定的。而且在古代世界，粮食一直是处于相对不足的状态，这也制约了农业的多样化经营，关于这一点，罗马帝国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虽然罗马帝国继承自希腊海洋文明，本质上也是一个以地中海为基础的海洋文明，但是在地中海最为繁荣的贸易却是从埃及出发驶往罗马等亚平宁半岛的运粮船队，而自主要产粮区北非被汪达尔人所占有，罗马帝国也走向了彻底衰落。所以，在那个时期，最为重要或者也可以说最为主要的土地产出就是粮食，但是这个粮食产出是相对较少的。
但是直接剩余产出较少并不能降低总体经济剩余的产出，毕竟还有一系列不同的间接经济剩余产生的存在，就像很多的政府公共工程，虽然直接经济效益较低，但是在降低全社会的交易成本上却产生了难以估量的间接效益。所以，我们还必须分析土地的间接产出。
但是比较遗憾的，在封建社会，土地的间接产出非常少。为什么呢?这主要是由于封建社会的城市发展不足以及手工业的相对落后，导致农产品的市场化需求不足，使得农业更多地是自给自足而不是供应市场需求，当然在古典世界中各主要产粮区都存在着较大的粮食贸易，但是如果将考察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农业生产部门，这种粮食贸易所占有的比例确实是微不足道的。
到底谁才是农产品最主要的消费者或需求方呢?是农民自身吗?当然不是，每一个农民本身就是粮食的生产者，一般来说不论是自耕农还是雇农，都能获得维持最低需要的农产品，所以他们并不会对于邻居的燕麦产生除种子外的任何幻想。所以，农产品最重要的市场或者需求方是并不直接从事农业的人口，在古典世界里，这些人是皇帝·文官或者商人和手工业者等，但是在古典世界，这些人群所占的比例实在太少，首先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无论是以皇帝大臣还是以公务员为符号，公共权力部门的人数都较少，至少相对所基于的社会而言，就算是军队，国家维持的常备军数量也是相对较少的。而城市人口理论上的主体商人和工人，在古典世界同样的不足的。这也主要是由于工业技术的落后，所以工人的生产率较低，手工业部门难以产出足够的剩余产品与农业部门交换，而往往只能转而生产奢侈品，满足少数上层贵族的炫耀性需要，这也限制商人阶级的规模和行为，奢侈品虽然能够获得超额利润，但是运输不便而且风险大，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来说，工商业只能吸引具有极强的风险偏好的商人继续经营，而其他更多的商人则会寻求更为稳定的收入来源，显然土地或者与之相类似的垄断性产品无疑是最有吸引力的选择。当然上述诸作用最终导致了古典世界的“城市化”水平较低，而城市的商业化水平也较低，比方说在罗马帝国时期，整个帝国人口超过五十万的只有罗马和迦太基，其中罗马主要是由于其政治地位，而只有迦太基是基于商业的繁荣，而这也是罗马帝国唯一值得一提的商业城市。而在东方的中国，城市往往围绕着王府衙门形成，纯正的商业市镇在宋代才出现。
而城市化水平的较低，使得农产品的需求不足，这也就制约的农产品的商业化，使得土地产出的粮食不能在最大程度上转化为货币创造更大的间接产出。
所以，综上，农业生产率和城市化的较低，在限制了土地或农业产出规模的同时，也将土地的经济剩余限制在直接产出上，即粮食上。
但是在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下，即便要产出这样的经济剩余，也需要投入相当劳动力和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我国的基于“锄头”的稻田农业，更是高度依赖于大规模的劳动力组织和农田水利建设，而伴随着劳动力投入递增所带来的是劳动力成本的递增，因为伴随着劳动力增多。一方面是直接的工资成本的增加，与此同时对于劳动纪律的监督和劳动效率的激励的成本也不断增加，而且管理学研究表明，组织规模越大，其内群体的影响力也就越大，对于组织整体的控制成本也就越高。
现在让我们重新关注到土地产出的分配上，也就是地主的获得上。这里为了简化分析，我们不考虑政府的税收作用，从而将土地产出分为两部分，即必要扣除和经济剩余，这里的必要扣除主要包括两部分，即维持土地生产力的必要投资，在我国的稻田农业上，主要就是农田水利的建设费用;而另一部分就是工资扣除，也就是维持劳动力再生的最低费用，但是这里我们还需要添加一项限定，即这里维持劳动力再生是基于有效的农业生产的要求之下的。所以，土地的产出可以简化为下式：
Y=i+s;(其中，i代表必要扣除中;而s代表全部经济剩余;)
这里我们的关注的焦点就落到了“s”上，这个部分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呢?这一点就得回归到土地产出的本身，追溯其产出的过程，所以上式也是必须修正的，因为上式主要基于土地产出的输出段，但是我们要看到土地产出的输入段，这样才能了解这部分剩余的性质。
我们可以将农民的生产过程看作一个价值的转移过程，当然这里我们对于“价值”的定义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断，即社会化生产条件下的劳动必要量。所以，农民的生产活动就是一个劳动价值的转移过程，而这个劳动价值完全是属于农民作为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这里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土地的角色，我认为土地在传统农业生产中并不产生价值，其价值完全依赖于在土地上劳动的农民。
这一点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着较大的区别，在资本主义里，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和机器也有一部分折旧进入到劳动产品中去，而封建制下的土地并不产生任何价值，在生产活动中也就无所谓价值的迁移。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是土地的折旧问题，我们知道，机器的价值转移主要是通过“折旧”来完成的，本身机器就是由一定的劳动所创造的，所以具有一定的价值含量，而在生产过程中机器逐渐磨损，其价值量不断降低，但是价值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所以机器原来的价值和先价值的差价就是机器转移到劳动产品上的价值，而劳动则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关键纽带。
反观土地，虽然土地在生产过程中也会降低土壤肥力，但是这一土地的肥力并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本身就不具备价值量，这是自然的馈赠。同时在合理的生产经营下，农业生产本身也不会降低土地的肥力，相反还会改造土壤，使之更适合于农业生产，比方说我国南方地区的“水稻土”等，可以说在劳动的过程中，土地非但没有折旧，往往还有增殖的部分。所以说土地并不产生价值。
而且与资本主义下的土地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的土地是一种商品，其具有一定的机会性成本，在价值转移中，这里的土地主要转移的是这部分价值。但是就像上文中我们提到的一样，由于城市化水平较低，导致整个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就不高，所以封建社会下的土地往往也不是一种商品，虽然它可以买卖，但是买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基于土地上的农民的生产剩余，并不是基于土地本身的用途，毕竟封建社会的土地往往也就只有农业和住宅两条用途。
既然土地在劳动生产中并不产生价值，其更多地只是提供一个劳动的对象平台，所以，土地产出可以重新列为：
Y=L( L为农民的劳动力产出;)
而将土地产出的两端联立，可得：
L-i=s;
这个式子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是经济剩余的性质，由上式可知，经济剩余是作为农民的劳动者的劳动产出在扣除维持生产体系的必要扣除后劳动价值，也可视为一种封建农民的“剩余价值”，因为在最低水平下，维持农民生活的产出只需达到必要扣除即可，但是假如土地产出只限于必要扣除的话，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地主就无法获得任何利益了，所以他必然通过各种手段来压迫农民来更多地生产以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剩余。但是需要指出的，这里所谓的“剩余价值”与资本主义经济下的定义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资本主义下工人的剩余价值主要是工人在折旧和工资以外通过自身劳动创造的新价值，而这里的“剩余价值”由于缺乏必要折旧和商品化，更多地是一种直接性的劳动价值，这一点也可以从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形式的不同看出来，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实物地租一直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资本家一般是不会占有工人的劳动产品，他更多地是占有工人劳动所折换的货币。
其次这个式子也预示了地主对于土地产出的剥削方式，这里我将这种方式称之为“地租”，当然一般经济意义上的“地租”指的是成本与价格间的差价，这里我们也接受这一关于地租的定义，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地主对于地租的汲取方式。
由上文我们可以知道，地主所占有的主要是土地，而土地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并不产生价值，而仅仅是一个劳动者所需要的劳动平台而已。但是，地主想要获得的却是农民生产的全部经济剩余，这里我将这种经济剩余视为“地租”，这里就涉及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农民会服从于地主，让地主以“地租”的名义剥夺自身的劳动价值呢?
我们首先从经济上寻找原因，这里我们首先得梳理好整个地主的资源流动。
首先，假定完全无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地主的自有资源并不需要交税，而全部用于个人目的，这里我们进一步假设地主的个人目的主要是进一步提高自身的资源占有量。
所以，分析的第一步就是地主对于土地的购买，因为只有控制了土地才能进一步控制基于土地之上的农民的劳动产出。上述关系可以表示为：
W->W’(其中，W是地主的自有资金;W’是地主的自有资金转化为土地资源);
但是，仅仅拥有了土地并不能为地主带来任何资源，没有农民的土地只是一块荒地，没有劳动的附着也就没有粮食剩余的产出，从而也就没有地租收入。所以，地主必须想方设法地招徕农民为自己耕种土地，这里就涉及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地主如何吸引农民的前来?
这里我们为了简化分析，假定这一时期的社会劳动力相对不足，则地主必须做出相当的经济上的让步，这里地主主要有两个举措，首先是支付土地的维护费用，尤其是农田水利的修筑;其次是降低土地的地租，给予农民更大份额的剩余。即：
W->W’-> D; -> R;
-> w; -> r;
(其中D表示土地的维护费;w表示农民的工资; r表示农民所获得租金或者剩余;R表示地主获得的租金)
从上面这个关系式来看，地主在得到土地租金之前一方面要从自有资金中扣除土地维护费与农民的工资;而在获得了土地租金后地主又得和农民共享租金收益。总的来说，即便地主没有亏损，也是未获得最大化的地租。同时在这循环重复无数次的条件下，地主能获得的地租无疑将不断减少。
而综合上文对于封建制下农业的运转分析，其生产过程中占比最大的就是劳动力成本，包括劳动力的再生成本·劳动力的监督成本以及推动再生产的激励成本。而这一系列的成本都是基于同一个假设，即农民与地主的经济地位相等。
所以从经济的手段上来看，至少在纯粹的经济手段下，地主是有可能受到地租损失的。这是由于，经济上无法保持劳动力的相对过剩，要想劳动力过剩，在古典世界的人口增长模式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限制劳动力的流动，但是经济上的激励只能间接影响人的行为选择，当然我们所基于的是理性人假设。而在我们上面的分析中，劳动力的不足将直接降低地主所能获得的地租，因为劳动力的不足将提高农民的谈判地位。而经济手段只能改变不同经济主体间的经济地位，而经济地位是具有一定的脆弱性的，最简单的比方就是，农民为什么要承认地主对于土地的占有呢?本身土地在农业生产中并不是价值的源泉，农民在战争时期或这政治失序时期往往会起来抢夺地主的土地。
所以我们发现，仅仅依靠经济手段是无法确保农民对于地主的服从，即便能够服从也是代价高昂的。而通过上文一连串的分析，我们也渐渐清晰，在封建制下的“地租”实际上并不是基于地主对于土地的占有，没有农民的土地在封建制下一点价值也没有，封建地租基于地主土地所有制之上的农民对于地主的人身依附，换句话说，封建地租建立在对农民的控制之上。
只有建立了对于农民的人身控制，就可以最大限度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得劳动力相对过剩，而劳动力的过剩可以降低农民在地租谈判中的地位，提高地主占有的地租，同时将土地维护费通过租佃制转嫁给农民。最后对于农民的人身控制也有助于维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毕竟土地是地主剥削农民的重要纽带，而直接控制农民也是封建地租的本质体现。
而要建立起对于农民的人身控制，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地主自己掌握政权，获得较于农民更高的政治地位，并利用政治权力将农民固定并控制于土地之上，以便于地主的地租剥削。
试问，在我国的封建制下，何种手段最能够达到上述目的?
自然是封建地主自己加入政权，成为政权的一部分，在科举制的语境下，就是地主自己或亲属成为统治官僚，并依据自身的封建官僚身份和政治权力获得封建地租和土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西方的封建领主相比，我国的帝国官僚也具有在本质上的相似性，即两者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土地上的农民，或者说我国的帝国官僚只是披着官僚外衣的封建贵族，我喜欢将之称为“贵族制官僚”。
那这种“贵族制官僚”和我们现在所学习的“科层制官僚”有和不同之处呢?或者说，我国帝国时期的“贵族制官僚”有何特点呢?
首先是“贵族制官僚”本身成为官僚的动机上来说，“贵族制官僚”的目的并不是服务于公共利益，而是梦想着“衣锦还乡”·“买田置地”。纵观我国的帝国史，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官僚的薪俸都不高，尤其是在明代等一些朝代，官僚的正式薪俸都不够维持生活，而与之相伴随的是“一人政府”的盛行，在我国的帝国治理中，各地一般只有主官是正式科举出身的“官”，所以各主官往往需要建立自己的幕府或仰仗常设的“吏”或者是我们后面会提到的地方士绅。
所以总的来说，帝国文官的突出特点是行政责任远远大于行政薪酬，从组织理论来看，一个组织能够维持的条件在于给予组织成员的诱因超过组织成员给予组织的贡献。这也说明帝国官僚们并不是冲着正式薪俸来的，同时由于行政责任的压力，官员不可避免地需要获得一定的非正式收入，而由于政治权力的垄断性，政治的权力租金与土地租金(一般来说，非正式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是以土地占有为具体形式)的叠加，这是一笔非常丰厚的收入，而且官僚的特权也可进一步放大官僚原生家庭的土地租金，因为一方面官僚的政治权威赋予了土地租金以合法性与强制性，另一方面官僚的政治资本也便利了对于更大土地和人口的占有，这里我个人的一点看法是，我国帝国时期的土地兼并并不是意在土地，而是将土地上的自耕农变为雇农。
这里我们可以合理推论，古代士子们翘首以盼的出仕为官并不是为了什么儒家的“敬君保民”，而是为了攫取土地和地租。基于对于官僚个体的分析，我们也可以推论整个官僚集团及其官僚机器的动机也是攫取土地和地租，在后面对于士绅的论述中，我们还会在谈这个问题，我国的官僚并不是作为一个“阶级”存在，我国的“贵族制官僚”本身就是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中的统治精英，或者说这些官僚才是我国真正的统治阶级。
其次再来论述我国帝国的“贵族制官僚”的权力合法性。这里，官僚面临的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获得农民的服从;另一方面是获得皇权的支持;
首先是如何获得民众服从;这一点主要是由于“贵族制官僚”毕竟不是传统贵族，在统治合法性上缺乏西方贵族同行的血统和传统支持。而我们通过上文的分析又易知“贵族制官僚”所基于的经济剥削方式本身的经济稳定性又不够，我们知道地租的获得还是基于在政治上对于农民的控制。所以“贵族制官僚”单靠自身是难以控制人数众多的农民，所以他们必须寻求一种更为强大的外部力量，这种力量要强大到足以压制农民的反抗。
所以“贵族制官僚”们自然会形成新的政治契约，每一个个体放弃对于农民的暴力权而将权力集中到一个权力实体之上，同时贵族官僚的让步也带来了农民的让步，农民也将对于官僚的压力和信任转移到这一权力实体。这一权力实体就是“皇权”，所谓“皇权”就是基于全体官僚自愿服从的无限制暴力，当然这一服从的前提是保障对于农民的控制。并且文官们利用自身的知识，不断神化“皇权”，以此来获得社会各阶层的认同与服从，这一点上，东方的“政教合一”和西方的“君权神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且从操作化的角度来说，神化一个实体比起整个阶级而言还是较为容易的。
所以这里又牵涉出一个新问题，就是“皇权”与“贵族制官僚”之间的关系问题;一方面由于官僚的服从，使得“皇权”集中了相当大的权力而且“皇权”还借助官僚的服从和知识，不断巩固自身的权力，而在早期的契约中，为了应对农民的压力，官僚实质上赋予了“皇权”不受限制的暴力，在“皇权”的人格化载体的不稳定前提下，存在着很高的比例出现“坏皇帝”，这显然不利于官僚集团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与官僚达成的政治契约，“皇权”再获得了极强的权力的同时也承载了农民的压力和期望，其巩固统治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部分满足农民的要求，但是这就与签订契约的官僚集团意志相违背，同时虽然“皇权”享有近乎不受限制的权力，但这一切都是基于官僚对于皇帝的服从上，皇家的诏令需要官僚去执行，皇家的税收需要官僚来征收，皇家的军队往往也处于文官和武官的共同节制之下，可以说“皇权”就是“官僚权”的集合，而官僚们的政治支持就是“皇权”的根本，这也就是历代皇帝都会强调“得士者得天下”，唐太宗在看到科举考试的繁荣也会欣喜地说道“天下英杰都被我掌握了。”
在这对关系中，关键在于“官僚”与“皇权”对于帝国权力的实际控制权上的博弈竞争上。但是这里我们不便于全面展开论述，这里我们就只从制度的内部机制展开论述。
首先在合法性的竞争上，官僚与皇帝都有各自的优势，同时也都有着一定的共同利益。首先，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僚，都不具备较强的合法性基础，所以这两者需要抱团取暖，但是由于两者的利益分野以及对于既有权力的保护，双方又会想方设法地控制对方;那哪一方会在这种斗争中胜出呢?我认为还是官僚，至少在皇帝与官僚的妥协中，官僚的胜算会更大一些;这主要还是基于一下几点：
皇帝本身缺乏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就如我们上文所言，本身皇权的至尊就是由官僚集团所创造，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官僚集团所利用的工具，皇帝在这个过程中只是利用了官僚集团的成果;
皇帝缺乏相应的社会支持与智力支持，官僚集团由于人数上的相对优势，再加上传统中国的宗族文化，官僚集团可以动员相当一部分社会群体支持自己的主张，而皇帝真正能够依靠的也就只有宦官集团了，而在我国宦官的社会地位向来是较低的;至于在智力上的差距，也就不用赘余了。
虽然，皇帝在与文官在意识形态与合法性的斗争中，往往处于劣势，但是由于文官集团本身在合法性上也有求于皇帝，所以皇帝与文官倒也能维持平衡。
在论述了“贵族制官僚”的权力合法性后，现在我们的分析关键就落在了“贵族制官僚”的权力有效性上，虽然合法性和有效性并不是高度相关，但是有效的权力却是官僚攫取土地和地租的重要条件。
这里，我们需要重点分析的是如何维持“贵族制官僚”的内部均衡，或者说如何确保官僚集团的统一。作为这个帝国的真正统治者，能够威胁他们统治的也就只有自己内部的派系斗争，因为文官的内斗无疑会给皇帝插手文官内部事务的机会，强化皇帝对于文官的控制;而且在面对农民的反抗时，分裂的文官集团往往难以迅速组织起来镇压暴动的农民。
但是，文官集团的派系化几乎是无法避免的，甚至于放眼寰宇，人类建立的各种组织中都会形成一系列的小团体，这是人本身的差异所造成的，同时在政治性组织中，又为保护政治权力的欲望所强化。所以，我国文官形成一系列小集团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形成了小集团就会有集团间的冲突，而如果放任冲突发展就会威胁到文官集团自身的稳定，这有点类似于霍布斯笔下的“战争状态”。同样解决的办法在于制造一个强有力的外在力量，在我国的帝国体系中正好有这么一种力量的存在，这就是“皇权”。皇权是维系官僚体系有效性的唯一途径，但这本身并不需要皇权进行实际的冲突解决与控制。
士绅与官僚：
在我国的帝国时代，一直有“皇权不下县”的政治传统，在帝国的最基层，正式化的政治权力是长期缺位的，治理职责长期由地方士绅来承担。
对于这些“地方士绅”，一般认为他们主要是退休官员和未做官的生员，而且往往在地方上占有较大的地产;官员或从政资格赋予了他们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的身份，而地产的占有又赋予了他们以经济精英的地位，可以说这些士绅是知识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结合，这和米歇尔斯的美式权力精英还是有所区别的。
当然我们这里的分析重心并不在于“士绅”是什么或不是什么，我们关注的是“士绅”的双重身份以及这种双重身份对于官僚的影响。
首先“士绅”的知识·政治和经济的三元属性，使这一集团成为帝国结构内部的文官与外界社会联系的重要渠道。“士绅”的前官员或准官员的身份，赋予了他们与现任官员相同的社会认同与社会网络，事实上，现任官僚就是未来士绅的储备人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士绅可以说是官僚的一种过渡形态，这也可以说官僚和士绅是一体两面的社会存在。
这是确认了士绅与官僚的联系，而士绅的其他社会身份也极大地影响了官僚的社会关系，作为一体两面的事物，士绅的联系实质上也是官僚的联系。
首先是士绅的知识身份对于官僚的影响。其实这一点也不是士绅的作用，而是科举制的影响。但是知识身份与政治身份联系的影响却是在设计科举制之初未能预见的。
知识身份与政治身份联系最大的影响是使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结合，官僚掌握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毕竟学而优则仕，我国帝国时代的精英知识分子大都被政权所吸纳，这也赋予了政权在知识上的优势地位，这在强化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的同时，也强化了官僚的权力，当然传统意义上，皇帝是我国帝国时期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意识形态的最高决定权由皇帝亲自掌握，但就像美国宪法上赋予了美国国会极大的权力，但却逐渐为总统等行政部门所攫取。虽然皇帝名义上握有最高决定权，但是对于意识形态的具体解释上，皇帝还是依赖于官僚知识分子，，这一方面是由于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由官僚知识分子所提出的，皇帝所起的作用在更大程度上只是裁决与认可，这与美国国会与政府间的关系是具有相似性的，政策的创制权还是被行政部门所掌握的，同样无论是“三纲五常”还是“春秋大一统”，这些主流思想都是由官僚知识分子所创设的，所以不可避免地受到官僚集团意识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相对于孤立的皇帝，官僚知识分子无疑掌握了更多的知识与信息，毕竟官僚们大多经历了长期的四书五经的训练，对于以道德为载体的帝国意识形态可谓是烂熟于心，所以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往往为官僚知识分子所掌握。
这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也有所反映，尤其是万历帝的立储问题，虽然皇帝在储君的废立上掌握有最终决定权，但是储君的合法性，还是必须得到官僚集团的支持，这主要还是由于帝国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还是掌握在官僚知识分子手中，假如皇帝违背了官僚集团的偏好，就会面临着官僚集团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动，对于储君而言，就是大臣们不认可其权威的合法性，对于在位的皇帝本人来说，就是后世史书的评价，我们在回顾史书时，会发现负责书写史书的史官们往往也是文官的一部分，他们对于历史的书写也会反映文官的偏好，而不同的历史书写对于后世之君又是一个明确的警告与暗示。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皇权”本身的合法性即来源于“天”，而这个“天”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客观理念”，关键在于皇帝如何让天下相信自己就代表了“天”呢?当然，皇帝自己是绝对相信自己是代表“天”的，但是如何让皇帝以外的人也相信呢?这里就必须依靠文官的支持，因为文官们依靠自身的知识和政治地位，可以说服农民接受皇帝的“天命”的合法性，但是文官也并不是无条件支持皇帝的，因为在这一层关系中，真正占据主导地位的并不是皇帝，而是文官，所以文官们也会依据自身的偏好作为支持皇帝的标准，这里了我们在翻阅史书的时候，也会发现历史上对于采取严刑峻法的皇帝往往持一种贬义，但是对于推行宽松仁政的君主就大加赞赏，这本身也是文官集团偏好的体现，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文官的本质，即官僚外衣的封建贵族，他们的诉求在于尽可能地从农民手中攫取土地与地租，这一过程中政府只需扮演好“守夜人”的职责即可，这一点上，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和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又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比较反感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这一点从西汉官僚对于国家“盐铁官营”的态度就能看出来。
官僚的“政治-知识”属性虽然赋予了官僚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权，但是从皇帝的角度来看，也给予了皇帝一条控制官僚集团的捷径。官僚集团在通过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形成对于皇帝的优势的同时，自身其实也被意识形态所束缚，这里矛盾就在于，文官们要想让皇帝真正地遵守既有的意识形态，首先自身就必须支持这一意识形态，这就反过来要求官僚服从于皇权，因为既有意识形态本质上就是为了解释皇帝权威的合法性。这实质上也赋予了皇帝在意识形态竞争中一定的优势，而且这也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文官们会主动服从皇帝，即便效忠的皇帝是万历这样的皇帝，因为文官并不是在服从皇帝个人，而是在服从自身所建立的意识形态，只是这一意识是以忠君为核心的。但这也不能改变文官在意识形态领域相对于皇帝的巨大优势，毕竟最为重要的创制权与解释权都被文官所掌握，所以文官们可以利用这两个权力制约作为个体的皇帝。
当然，文官集团也会有海瑞这样的极端分子，我觉得这样的人并不文官的常态，这种人在本质上与现代中东的宗教极端分子无异，海瑞的局限在于未能真正地理解他所信奉的儒家经典，在我看来，孔学名高实枇糠，归结来看，无非是要求社会各界包括政府在内安分守己，从而为封建官僚为核心的地主阶级剥削创造一个舒适安全的环境。试问，自诩为国为民的孔教儒学可有半点“殖产兴业”之道，口说忧民之疾苦，但是对于国家财政和农业发展却无半点论述，这和今天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有和不同呢?遇到经济危机，首先想的却是放松对于企业的管制，但问题是正是这些大企业孕育了危机。
现在再来论述士绅的经济身份对于官僚的影响，我个人认为这才是《万历十五年》中一系列问题的核心关键。这里我必须说，对于黄仁宇先生主张的传统中国治理的问题在于缺乏数目化管理，这一点我并不赞同，因为即便是建立了数目化管理的现代中国，仍然出现了很多传统中国相类似的问题，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统治技术。我认为传统中国，尤其是在明帝国，一系列问题的症结在于官僚的“政治-经济”属性。
传统中国的政治治理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人治”，并且这一“人治”有主要以“德治”为具体表现形式。当然，“人治-德治”的治理体系会产生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具体表现为：
财政危机：
其实明帝国给我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财政困难，尤其是在后期面对后金和农民起义的战争中，明帝国经常出现无法保证前线军队军需的问题，这一点在《万历十五年》中也有所体现，在辽东前线的将士们往往只有布甲和劣质武器，而与之对垒的后金军队反而装备精良，而在国内的平叛战争中，各路军往往也只能由主帅自行筹集粮饷，明廷却是没钱。我记得，明帝国自嘉靖朝开始就出现了国库亏空。
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时期外来经济作物和高产粮食作物传入我国，后期在江南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明帝国的经济还是不错的，而且通过明帝国灭亡时的农民军对于在京权贵财富的查抄，可见明帝国的社会财富是充裕的，问题是为什么政府无法在这社会财富中占有应有的份额?
军事危机：
明帝国的军事危机主要是通过东南和东北两线作战体现的，首先明帝国的军事最明显的特点在于以防御为主，在永乐之后，再也没有堪比汉·唐帝国深入漠北两千里的大规模进攻作战;而进攻的缺乏主要是由于明军低下的战斗力，这里《万历十五年》中也有相关的论述，无论是军队装备还是将领指挥，明军都是极其糟糕的，套用黄仁宇先生的话就是明军是“业余民兵武装对抗职业军人”。但是为什么在早期尚能六次北征蒙古的明军会在中后期衰败到如此呢?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必须分析官僚的“政治-经济”属性，我认为这一点最能揭示我国的帝国文官们的本质。
前面我们说过，士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占有相当大的地产，这里我对于士绅的定义中是将一些王公也纳入了的，因为我记得在明帝国时期，皇庄占有了全国大致六分之一的土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以王公占有为形式的，而在全国各地，占有土地或者说大地主，主要都是由官僚家族构成，例如湖北荆州的张居正家族，苏州的徐阶家族这些明廷的首辅们往往也是各自家乡的大地主，所以万历帝会因为张居正案产生对于文官的不信任。
至于地产与政权的关系，上文我们论述了，不通过政治手段是无法维持地产的收益，但是对于地产的获得呢?我认为政治权力是获得土地的直接工具。
首先，政治权力提供了相当的财富;这换句话来说，就是政治权力可以贪污相当大的财富。论述这一点首先得说，明代官员的腐败不完全是官员的品德问题，还是明代薪俸制度的问题，这其实也是封建政权的通病，政权往往难以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以支付官员的薪俸，关于这一点的原因我们在后面会再谈。不同的政权面对这一问题会有不同的处理办法，西方包括一些阿拉伯政权采取的是封建采邑制，直接将土地和农民赐封给统治贵族。
而明帝国等中华帝国毕竟还是中央集权国家，不可能也将全国的土地赐封给大小官僚，所以咱们国家采取的办法部分允许官员腐败。当然这种说法和我们的常识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还是有史可考的，比方说汉代的刘邦对于萧何自污的评价，而宋太祖更是在杯酒释兵权时劝说功勋们多买房置地，多为子孙积累金帛，而宋代也是少有的不抑兼并的王朝。这也让我想起了《大明王朝》中的一句台词“长江水清，朕不因清而偏用;黄河水浊，朕不因浊而偏废;”
一方面是皇帝的默许，另一方面是政治权力本身就能带来极为丰厚的政治租金，这一点通过近年来的“打虎拍蝇”我们应该都有了较为直观的感受。从经济学角度来说，由于租金是成本与售价间的差价，在均衡市场条件下，租金是为0的;所以租金要存在往往要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垄断，而伴随着垄断的程度的提高，垄断者的市场势力和议价能力不断提高，也使得价格可以定得更高，租金也就更高。
这里政治权力的垄断性是不言而喻的，由于我国帝国时期在地方广泛存在的“一人政府”更是使权力高度集中于主官，使得有关官员可以收取相当份额的租金。
这里正式薪俸给了官僚寻求非正式收入的动机，而皇帝的态度和所掌握的政治权力又给了官僚攫取财富的可能性。
官僚在政治权力中攫取的财富往往会转化为对于地产的占有，这一方面是由于封建社会土地就是主要的财富形式，同时官僚的政治身份也给了兼并土地的便利性，毕竟要等自然灾害时兼并土地还是不稳定，依靠权力的强买强卖才是兼并土地的稳定路径，当然限于资料我尚未获取到相关的数据，这里也只是一个推断。
综上，我们发现无论是地产的获取还是维持，都必须获得政治权力支持，而官僚获得官僚身份和政治权力的动力也是占有更多的地产和获得租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传统帝国的官僚结构与官僚集团更大程度上就是有组织地对于农民的剥削，而正是由于他们的组织性，使得相对于一般的地主，官僚地主能够攫取更大的地租。政治与财富高度融合，并互相服务，这也是我国官僚政治的一大特征。
除此之外，士绅相对独立于现行国家政权体系，士绅的统治合法性不仅来源于国家权力的认可，也来源于士绅所占有的财富和宗族网络，而士绅对于官僚的支持也赋予了官僚相对于皇权的独立性，或者说官僚们从现行统治秩序中所汲取的资源并未投入到体系本身，而是转移出体系之外，这一点使得官僚阶级在于皇权合作的同时，也更加积极地为自身利益运作，同时也使官僚集团积累了强大的实力，在现有皇权无法维持统治秩序时，官僚集团就会取而代之或者组成新的统治秩序，前者是李唐王朝这样的朝代更替，后者是晚清政权的瓦解后军阀势力的兴起。可以说，官僚是既有皇权最有力的竞争者。
我国官僚的这种种特点又会给国家治理带来何种影响呢?我认为就是上文提到的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
首先是财政危机，这里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官僚与皇帝对于农民的争夺。上文我们在论述“地租”的本质就提过，“封建地租”的本质是对于农民的人身控制，或者再直白一点就是对于农民的奴役。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选择，官僚是自己直接奴役农民占有全部的经济租金，还是将农民转交给皇帝，再通过贪污间接占有租金呢?从简单的数量比较来看，直接占有的租金无疑是远远超过间接占有的，毕竟间接占有一方面要支付皇帝的扣除，同时还得与整个官僚阶级共享。所以官僚的最优选择无疑是自己直接占有土地和农民，而由于官僚的政治特权，官僚占有的扩大会直接减少国家和皇帝控制的税基，限制国家财政税收的增加。而且这还不是问题最棘手的，问题最棘手的部分是，即便皇帝想要从官僚手中夺回农民也做不到，首先在原先的征税下，国家无力支付官僚的实际薪俸，所以必须默许官僚寻求非正式收入，而官员非正式收入的增加就会扩大官员对于农民和土地的占有，这反过来就会进一步限制国家财政收入，这已经形成了一个负向循环;而且皇帝所能依靠的官僚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我还比较相信马克思先生的一句话“触动人的利益比触动人的灵魂还难。”
财政危机也间接导致了军事危机，明帝国的军事危机在最根本上，还是由于军人的社会地位过低，这主要还是由于文官集团的干预。我们上文谈过，文官的“政治-经济”属性的基础在于政治权力的垄断性占有，可以说维持住政权占有就维持住了经济权力，而要保持政权就必须压倒一切可能的威胁集团，无论是军人还是商人，这里中国的文官占有极大的优势，首先国家机器掌握在这些文官手中，他们可以通过国家权力，以皇帝的名义控制军队;当然这里军人之所以在与文官的斗争中占劣势，主要还是文官的组织化程度超过了传统军队以及文官与经济·知识势力的结合。而对于商人，文官们也可以通过政权和文化加以打压。
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缺乏外部威胁的情况下，文官集团利用其政治优势，无疑将使我国长期处于封建制下。这种控制是建立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位的垄断上。
这里官僚-士绅的多重属性也限制了古代中华帝国的治理策略，现在看来并不是“皇权不下县”而是“皇权无法下县”。所谓九五之尊的“皇权”不过是官僚的创造物，这种关系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皇帝相对官僚的势力不均衡，而且这种不均衡是权力·信息等多方面的不均衡，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将皇帝-官僚的关系视为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的话，作为代理人的官僚实力远强于委托的皇帝，这就导致皇帝无法通过完全合同制衡官僚，也就是无法推行严格的法治，因为皇帝缺乏必要的立法信息和执法权力，这两项才是推行法治的关键资源。
既然无法推进刚性的法制治理，皇帝就只能寻求相对弹性更大且对于信息要求相对较低的治理策略。毫无疑问，“德治”是一项较为合适的选择。首先，“德治”所基于的道德规范为全社会所共享，并不存在私有信息，所以皇帝也能很好地把握道德要求;同时道德的执行更多地是靠个人的自省和群体的监督压力，在缺乏有效的直接监督手段的时候，采取这种折中的手段也是明智之举，毕竟心中有一点道德约束总比无法无天好。
而且“德治”也符合官僚自身的治理需求，“德治”在操作过程中较为重视官僚的主体作用，强调官员自身的道德裁量。这在传统帝制中国是必要的，因为在当时统治能力有限的情况之下，皇帝为了确保全国的统一，往往会寻求“一刀切”的政策，但这与帝国复杂的地方形势与需求是不相符的，而且由于帝国疆域的广博，地方需求的差异化程度更高，所以必须给予地方主官充分的自由裁量权，而“德治”的弹性正好符合这种治理需求。
不过在看到“德治”积极性的同时，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德治”只是一种低水平的治理，国家权力未能深入基层，这种治理更类似于国家权力与官僚私权的妥协，而且国家权力的让步更大。而这种国家相对弱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贵族制官僚”的多元属性，导致政权被社会权力所渗透，而转而为私权服务。
帝国衰败与政治衰败：
上文我们谈到了官僚的多元属性导致了国家权力为私权所利用，我将这称为“帝国的衰败”，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帝国，其政治结构已经不再为这个共同体而服务。或者说·这个政治结构已经无法满足共同体除了少数集团外的其他势力的需求。
但是，今天的我国，早已摆脱了帝国的政治结构，现在的我们当然不会再面对“帝国的衰败”，但是我们会面对新的“政治衰败”，这里对于“政治衰败”的定义，我比较倾向于福山先生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的观点，即现存政治制度无法在满足社会集团的政治期望的状态。慑于规则，就不做一般性论述了。
文主只是一个普通的在校大学生，这些读书笔记也只是文主自己平时学习之余的一点感想，中间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望各位大佬指正，感激不尽。并且由于一些写作规则的约束，文主删减了很多内容，使得全文的逻辑性大打折扣。还望各位看官见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