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演变

　　对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了解，都要建立在对其历史的梳理之上。小编就和大家分享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来欣赏一下吧。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

　　中国文化早期的源头以《易经》为代表，儒家也有“《易》为五经之首”的说法。据记载，伏羲在7000多年之前就创造了《易》。实际上，《易经》代表了中国先哲对宇宙和人生的理解。其中，《易经》中体现的变易思想、忧患精神、人与世界一体的体认等，都对后世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实际上是中国文化中重视德性和自觉的集中体现。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中国文化给出的表率就是建立在道德和觉悟的基础上实行的“禅让”，这种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在讨论政治理想时，总是会把尧舜禹时期作为理想的代表。但是，建立在道德和觉悟基础上的人治，有着自身严重的局限，对于此，中国传统政治一直缺少足够的反思。

　　商周之际的时代变革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据《礼记》文献记载，中国的商代非常注重鬼神，社会事务的合法性都来自于鬼神意旨。据历史记载，很多看到商代问题的人，都尽力奉劝纣王改弦更张，可是纣王以“天命在我”的姿态，我行我素，最终被周取代。这种情况下，周代就面临着如何解释天命转移的问题。如果天命选择的是商，那么，周取代商就不具有合法性。这种情况下，周代的统治者提出了“敬天保民”的思想。认为，天命确实存在，但是天命选择谁管理国家，要看这个人是否领悟天命，而领悟天命的表现就是德政，就是爱民。这就是《尚书》上所讲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是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变革，自此后，中国思想文化没有走向神学，而是走向对人的重视，这与西方思想史有着重大分野。

　　到了东周时期，历史上称为春秋和战国，中央控制力明显弱化，诸侯国开始出现异心，“问鼎”这个词就出现在这个时期。尽管诸侯国还没有能够取代周王朝，但是各种称王争霸的战乱，可谓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政治稳定和社会一统，就成了当时面临重大时代问题。再加上中央政权控制的弱化，也为各种思想的出现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于是，百家争鸣应运而生。就其实质而言，所谓百家争鸣，不过是不同的思想家对乱世中国社会的回应和对病态社会开出的不同药方。儒家的重点在世间，尝试就如何重建和谐的世间秩序为儒家一直思考的中心问题。道家则关注到了宇宙和人生背后的规则——道的问题，就道和人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深刻的解读。法家则是对如何有效的对人进行管控和激励作了自己的思考。面对春秋战国的乱世，兵家则对战争问题作了独到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了中国文化百花齐放的局面，同时，在时代格局的演变中，每一种学说都在大浪淘沙的时代变局中接受检验。

　　在战国争雄的乱世中，以强调激励人的欲望为主要特征的法家思想成为秦代统一中国的利器。一利一弊，当国家统一之后，法家思想的局限暴露无遗。诚然，法家的刑和赏对于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统一中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对人性贪欲的利用是一个双刃剑。任何一个社会真正的长治久安，不仅需要一套好的制度，更需要人心的净化，需要人们心灵的安顿，对于此，法家的弊端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暴露。秦王朝统一后，本应该好好的与民休息，通过制度建设探索维护国家稳定的架构，同时通过教化心灵，实现人们心灵的安顿和和谐。可惜，统治者只是将个人的贪欲凌驾于国家之上，不懂得爱惜民力，更不懂得仁爱天下，最终在秦朝二世主政不久，一场农民起义的大火，燃烧了整个秦王朝的天空。历史证明，一个只讲功利，不懂得启发人心之中善良与真诚的文化和社会，一定不会长久。

　　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认真反思历史，取消了秦代的严酷刑法，主张休养生息，给社会一个休养和生长的时间。汉代的这种政策，与对秦代的反思息息相关。经历了惠帝、文帝、景帝时期的发展，到了武帝的时候，整个汉代的国力已经今非昔比。这个时候，汉代的政治、文化、外交等等，都需要随之作一个调整。表现在文化层面，经过董仲舒等人的努力，儒家的文化终于成为统治者认可和推崇的文化。儒家能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正统，表象上看是统治者的选择和当时儒家知识分子的努力，实际上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的需要和儒家文化内在的精神相关。儒家主张的那种仁爱、那种对秩序的尊重、那种对人性之善的启迪和教化，对于维系社会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价值，可以说，儒家对于世间秩序的思考，经历了秦汉之际的社会震荡之后，终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汉代末期，儒家的思想开始僵化，汉章帝时期主持的“白虎观”会议，将官方对儒家的解释神圣化，使之成为唯一合法和认可的标准，这实际上是扼杀了文化的活力。加上汉末之后的动乱，文化的价值开始混乱。统治者的行为，与其倡导的价值产生背离，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可能从内心深处认同统治者标榜的文化，这就给当时的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受儒家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接受和认同儒家的文化观念与价值系统，但现实中统治者的行为恰恰有悖于儒家的价值观，这就导致了当时文化上的悖乱现象：很多知识分子，一方面放浪形骸，多做违背世俗的行为;另一方面心灵深处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灵魂深处认同这套价值。竹林七贤的阮籍等，都存在这个问题。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政治纷乱，各民族融和，也为各种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某种适宜的土壤。儒家、道家、佛家等文化，互相激荡、阐释和互融，为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

　　隋唐时期，中国政治统一，在魏晋文化融合的基础上，文化上也呈现出海纳百川的局面，各种文化气象万千。唐代的统治者对儒家、道家、佛家都报以尊敬的态度，这对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在这一时期，佛学开始出现飞跃的发展，各种宗派因机设教，异彩纷呈，创造了佛学繁荣发展的局面。针对佛学带来的挑战，儒学在理论框架、传承体系等方面，也要作出自己的解释体系，韩愈的“道统”说，就是这种背景的产物。

　　到了宋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几百年文化的融合之后，开始显现出勃勃的创造力，理学和心学的出现就是很好的证明。理学以朱熹为集大成，心学以陆九渊为代表，二者看似有区别，实际上都代表了儒学和佛学互融之后的文化景象。应该说，儒学发展到理学和心学阶段，呈现出一个新的高峰，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思考的深度，都是里程碑式的变化。

　　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黄昏到来，有清一代，中国政治走向保守，中国的文化也逐渐失去了生机勃勃的活力，开始逐渐出现走向僵化和琐碎，金石、考据等成了清代文化的特点。除了戴震等少数的思想家有批判精神外，更多的人不过是考据者的角色，缺少思想的原创、批判和反思精神。而在这一时期，西方的社会已经实现了从中世纪到近代转型，政治上的民主政治，极大的激发了人们的活力和创造力，经济上的市场经济，大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文化的多元共生，为社会的发展也提供了多种反思和反省的土壤。在这样的世界大格局中之下，中国的国运日渐衰微，一个夕阳西下的王朝，必然要经历一个苦难与挣扎的再生过程。在苦难面前，一个民族如何回应和认知时代的潮流，如何在苦难面前反思自己的问题，决定了这个民族发展的未来。

　　在新旧时代转换的挣扎中，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既由于世界大势的压迫，也源自挽救中国危亡的急迫，带着家国天下的赤诚，以各自的学科背景和视野来审视中国面临的问题，尝试就如何解决中国的困境提出自己的看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的“百家争鸣”。所谓的自由主义、科学主义、新儒家等等，都以各自的精彩和角度作出了各自的回答。这些思考尽管各有问题，但是我们分析今天中国文化问题的重要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开发方法

　　近年来各地纷纷掀起传统文化发掘、开发的新热潮。一时间,补天女娲,遍地“开花”;诸葛孔明,“四海为家”。名人、历史遗迹乃至民间故事和古代小说都被竞相搬了出来,打上各式各样的“名头”,你方唱罢我登场,让人目不暇接。传统文化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一定程度上给予科学合理的发掘、传承与开发,不仅能够增强乡土凝聚力,促进区域文化发展,也能提高地区知名度,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但是放眼当前的“文化开发热潮”,不少地方只是将传统文化当作一种符号和手段,借“文化”之名,行“生财”之实,甚至将传统文化当成摇钱树,期望在短期之内大获经济或政绩上的收益。在这样的心态下,传统文化开发出现了不少短期行为和失序现象。

　　一些地方对于文化资源不加分析和选择,但凡与本地区扯上一丝半缕关系的古人、古迹、古语,都大力美化张扬,粉墨登场,就连一些神话传说和文学作品中的蛛丝马迹也不肯放过,捕风捉影,生搬硬套,甚至杜撰传说,人造古迹,肆意制造假文化。与这种哄抢伴生的,是一些文化开发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漫不经心,无意研究文化资源的历史内涵和现代价值,完全以商业炒作和一些时髦套路来玩弄概念,大肆“忽悠”。一些项目尽管规格愈攀愈高,投资动辄千万,标榜所谓“亚洲第一”乃至“世界第一”,但却掩不住创意的平庸俗套、内容的空洞乖谬,形式的不伦不类,结果文化价值被淹没在喧嚣奢华的商业气息之中,名曰传统文化开发,实则全无文化品位。

　　如此乱象的出现,与经济利益的驱动和不正确的政绩观有极大关系。一些人将传统文化当成摇钱树或灵丹妙药,急功近利,盲目跟风,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混淆了历史,亵渎了传统。诚然,长期以来,我们已经熟悉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规则和运作模式,但文化台子搭不好,经济又如何能够唱好戏、唱大戏?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对传统文化多一份敬畏、珍惜之心,对区域文化怀一腔豁达之爱,对文化推动经济的能效有一种客观理性的估量。幻想一祭起文化的大旗,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等就能迅速打开局面,是不切实际的。我们要摆正心态,反对浮躁,戒除功利思想和跟风心理,正确处理好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此外,还要在文化研究和鉴别上下一番真功夫,摸清文化的内涵底蕴,鉴别精粗和优劣,讲求形式和方法,让文化开发多一些文化的意蕴和品位。传统文化开发要把握好尺度,形式上要大气而不铺张、通俗而不媚俗、热闹而不胡闹,讲求文化含量,真正以文化的方式进行“文化开发”。

　　怎样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必须抓住和利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舆论支持和文化条件。

　　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个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让全体人民共享文化改革与发展成果。人民群众是文化发展的主体，也是文化消费的主体。文化的发展繁荣不仅要体现在文化发展的良好环境和氛围，出人才出精品，归根结底要体现在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数量增加，质量提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人民群众呈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形象。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要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必须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推进文化观念创新，文化内容创新，文化业态创新，文化机制创新，不断激发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活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