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度建国70周年献礼 关于爱国励志故事600字精选5篇

　　爱国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力量源泉。爱国主义体现了每一个中华儿女对祖国的责任，这种责任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每个人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欢度建国70周年献礼 关于爱国励志故事600字精选5篇相关模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欢度建国70周年献礼 关于爱国励志故事600字精选5篇(一)

　　武汉胜利街上有一条小路，名为“郝梦龄路”;伏虎山西北侧山腰间，是“郝梦龄烈士墓园”。94岁的郝慧英曾无数次徜徉在郝梦龄路，回忆父亲的音容笑貌，也曾无数次到郝梦龄墓祭奠父亲的英魂。

　　“此次北上抗日，吾已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1937年，郝梦龄北上抗日，途经武汉，在家小住。离家前，写下了这封遗书。“3天后，我们到车站送父亲北上，从此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郝慧英说。

　　对于父亲急于奔赴抗日战场的心情，郝慧英是理解的。卢沟桥事变后，郝梦龄两次上书请缨，要求北上抗日：“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该去抗战，应该去与敌人拼。”

　　1937年10月11日，忻口保卫战打响。郝梦龄任中央兵团长，指挥第九军和晋绥军第十九军、第三十五军、第六十一军等，坚守忻口以北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线的主阵地。他视察阵地，部署兵力，指导抢修工事，夜以继日地奔波在最前沿，鼓舞官兵奋勇作战。他对官兵们说：“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官长。”

　　10月11日拂晓，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派5000名步兵，以飞机、重炮、坦克作掩护，连续猛攻忻口西北侧南怀化阵地。当时援助忻口的军队大部分还 在途中，郝梦龄赶到前沿阵地指挥。

　　日军用飞机、大炮轰炸阵地时，他指挥着部队躲入掩蔽处;炮火一停，便果断出击，用步兵狠狠打击日军。双方多次展开白刃肉搏，近距离互掷手榴弹。当时，平均每日伤亡1000多人，最激烈时一天伤亡达数千人，战况惨烈。

　　忻口西北、南怀化东北的204高地一昼夜间易手13次。当再次夺回高地时，有的团只剩下一个营的兵力。郝梦龄在阵地上对官兵们说：“先前我们一团人守这个阵地，现在只剩下一连人还 是要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一天就不算完。出发之前，我已在家中写下遗嘱，打不败日军决不生还 。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是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槍毙我!”

　　16日凌晨，中国军队分数路扑向日军阵地。参谋处长李文沼请他进指挥所洞内休息。他却说：“我在前线督战是自己的任务，是自己的本分，岂能畏缩不前?”官兵们再三劝阻，他只是说：“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凌晨5点，郝梦龄继续带兵前冲，日军溃退时以猛烈火力掩护逃跑，郝梦龄连中两弹，英勇殉国，成为抗日战场上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郝梦龄戎马一生，与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直到父亲牺牲，我们相处的日子加起来还 不到一年。”郝慧英说，“但父亲给我讲过四句话，一个人要爱国家，爱百姓，要不爱财，不怕死。这四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欢度建国70周年献礼 关于爱国励志故事600字精选5篇(二)

　　影片《闪闪的红星》中有这样一个镜头让人难以忘记：潘冬子勇敢地与敌人斗争;为了帮助母亲掩护群众转移，他用稚嫩童声坚定的说：“妈妈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 这个声音至今听起来都是那样令人震撼!

　　作为“党的孩子”，作为从战火中走来的“红小鬼”，许光一生坚守自己的信仰，对党忠贞不渝，对人民全心全意，对自己严格要求。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无论环境怎样复杂，许光始终如一，坚守初衷。

　　许大安是许世友离开家乡后奶奶托先生给起的大号，后来父子重逢，许世友给儿子更名许光，饱含着一个父亲对儿子要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的期望。

　　人如其名。许光的一生印证了四个字：光明磊落。

　　许光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1987年7月，新县大雨成灾。县里让许光负责箭厂河、陈店、郭家河等几个乡镇的防汛抢险工作。有一次凌晨一点多，许光接到县防汛指挥部的紧急通知，要求务必连夜赶到一线现场指挥防汛抢险。尽管当时身体有病，许光还是冒雨赶到所包乡镇。由于连下暴雨，多数道路已被洪水冲毁，吉普车突然栽入一个两米多深的水坑，惯性的力量把坐在副驾驶位置的许光整个头部从前挡风玻璃中撞出来，当场重伤昏迷。 “医生检查发现他的头部伤口有5处之多，最严重的一处从额头到面颊整整缝了36针，经过9天9夜的紧急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负伤后本应在家休养，但许光考虑的仍然是水库安全，当伤情稍有好转，就立即继续赶到最前线逐个水库排查。在那场5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季节，许光所负责的几座险库安全渡汛，没有发生任何险情，受到了河南省和信阳市领导的高度赞扬。此类敬业如命的事，在许光身上数不胜数。

　　许光的妻子杨定春清晰地记得，许光在新县武装部和人大工作了20多年，单位再小的事也比家里的事重要。每年下乡支农时，虽然离家不是很远，但是为了帮助农民及时耕作插秧，常常一个多月都不回家。每次回来身上又酸又臭，都是带回一包脏衣服。

　　许光是大信之人，说到做到，言行如一。他曾对父亲承诺：绝不利用父亲的影响为自己谋一点私利，父亲活着如此，去世后也如此。许世友将军去世后，将军的老部下、当时武汉军区一位领导出于对老首长后代的关心，有意调许光到武汉工作。许光认为如果这样做影响不好，也违背了自己对父亲的承诺，坚决放弃了这次机会。

　　许光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清廉作风。据许光的老战友、原新县人武部科长丁进先回忆，许光虽然是名将之子、人武部领导，但从来不摆官架子，他常说：“要求别人做到的，我自己必须首先做到!”人武部以前配了一辆专车，许光下乡检查工作只要提出申请，完全可以带车下基层，但他从来不用，每次都是和工作人员一起挤“班车”，如果时间允许，也从来不在乡镇吃饭。

　　许光烟瘾很大，但他公私分明，无论开会、出差还是办公，他从来不抽公家的烟。有一年，许光与几位乡亲前往南京看望许世友将军，当时来自湖北省的一位村支书看到许光抽着廉价烟，开玩笑说：“你作为一个县级干部，抽的烟还不如我一个农民抽的好。”直到20世纪末，他还抽着当地最便宜的“散花”和“芒果”牌香烟。

　　据许光的大女儿许道江回忆，在电话普及后，县里为许光安装了一部固定电话，但是父亲几乎都是接听而不拨出，也不允许家里人私事打电话，因为他不想让县里给他报销电话费，怕浪费公家的钱。

　　许光在1982年转业后，县里考虑到他家庭人口多，就将前任县委书记调离后腾出的一个院落分给他居住。但是当1990年新县人大常委会盖家属房时征不到地，许光听说后在不要任何报酬和转让费的情况下，就把家里的院子让了出来，他带着家人搬到附近的山坡上租住别人的房子。后来人大的家属楼盖成后，他搬到了不足70平米的小公寓房。让许多人不可思议的是，让出地皮、拆掉房子的许光没要任何拆迁补偿，不仅分的房子比原来的面积小许多，房款还是许光拿出仅有的积蓄付清的。有人不理解，认为这是傻;家人也不同意，认为这是明摆着吃亏。许光说：有什么不理解，公家的房子、公家的地皮，分给我们住住，怎么就成了我们的了呢。占公家便宜，说什么我也不会干。

　　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许光的一生崇尚勤俭，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艰苦本色。上世纪70年代，由于子女多，许光连买件新衣裳都捉襟见肘，他就用父亲寄来的90块钱买了一架缝纫机为子女做衣服，自己则新三年旧三年穿着一件的确良，一双旧球鞋。

　　记者在许光生前居住的仅有70平方米的公寓房内看到，70年代的大衣柜、90年代的老电视、旧式沙发，仍整整齐齐的摆在那里。许道江告诉记者： “考虑到两位老人年龄已高，我们兄妹多次提议更换电视和安装空调，而他坚决不同意，教育我们要能吃苦、能耐得住清贫，不要贪图享受!” 有物力、财力和精力要用在建设事业上，多做好事，多干工作。

　　对家里如此，对公家的事也是如此。许光任武装部副部长时，分管营房基建工作。有一次，他在现场看到地上掉了几枚钉子，赶快弯腰捡起，同时又把地上的碎木屑搓起来交给工人烧水喝。他说：“小钉子、碎木屑都可以物尽其用，一点也不能浪费。”

　　许光的好作风在新县有口皆碑。原新县人武部科长丁进先回忆说，许光担任副部长时，单位分配家属房，按照级别他可以分到一处团职房。然而，他却主动提出：“我是本地人，家里有房子，把房子让给那些更需要的外地干部吧。”后来，许光得知一位四川籍的政工科干事因孩子多、生活比较困难，就主动把房子让给他，还帮助其家属联系了工作，并把自己家的生活用品和孩子穿过的衣服拿来接济他们。

　　原新县人大委员会主任王刚德回忆说：“许光是我的好朋友、好兄弟，我们一起共事几十年，他是一个超级正直的人，公私分明，刚正不阿”。当年，他为了防汛身受重伤，从没有提出评残的要求。甚至在他个人离退休问题上，好多人都劝他去找王树声将军的夫人杨炬，做个1948年就已经参加工作的证明，就可以办理离休，而许光却说：“国家有政策，就按政策办。比起那些牺牲的老红军后代，我现在幸福多了!”许光担任县人大副主任时，大女儿许道江在北京工作，当时交通不够便利，每次回家探亲都要坐公共汽车4个多小时从信阳到新县，有时连车票都买不到，即使这样，许光也从来没有用单位的车接送过女儿一次。

　　新县人大老干部科科长蓝志刚补充说，许副主任退休后工资不多，却时常接济在大别山区的亲戚。2001年，县里的一批退休干部因为医疗报销比例低，决定向县里申请补助，他们到许光家里签名时，许光不但不签字，还劝他们说：“咱们都是共产党员，要多考虑组织的困难，而不是给组织添麻烦!”

　　许光身得知患癌症的病情后，十分坦然，也不愿接受过多更好的治疗。去年5月初，大女儿许道江请专家去新县为父亲评估病情，不料许光当场拒绝了为自己治病“浪费”钱，竟劝让医生多去关心那些生活贫困的人。去年11月份，在儿女们的反复劝说下，许光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住院治疗。他总担心自己接受的医疗待遇超标，因此提出了“三不”：不用进口的药、不做过度治疗、不给子女添麻烦，凡是他认为昂贵的医疗都拒绝接受。主治医生李曙平、姜辉等几位医师都劝他“配合”治疗。深知老伴脾气个性的杨老夫人在一旁摆着手说：“别说了，没有用。”事后，许光对医务部陈文敏主任说：“我只是一个普通干部，收入有限，我负担不起。我们家是老区，群众生活还很苦。我不能让公家报销太多带来财政负担。那样我会心中不安，我们要按政策来。”

　　“潘冬子”许光位不高权不重，只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常的基层干部，但他用一生践行了“党的孩子”对党的忠诚，实现了永远保持共产党人艰苦奋斗政治本色的誓言，在老区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欢度建国70周年献礼 关于爱国励志故事600字精选5篇(三)

　　彼尔是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一个十二年级的中学生。十二年级相当于中国的高三。他是学校和社会公认的一个优秀学生，学习好，热心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几年来一直坚持义务为学习困难的低年级同学进行课外辅导。

　　他的学校和美国一个学校是友好学校，两个学校经常互相交换学生。作为奖励，彼尔获得了去美国友好学校游学一个月的机会。当然，他的机票和饭费，都由他自己负担。对德国很多家庭来说，这笔钱并不是一个大数目。可是，彼尔的父母长期失业，一家人完全依靠领取社会救济金生活。他家拿不出这笔钱。彼尔的父母向所在地的社会劳动局申请补助，被拒绝。理由是，纳税人的钱不是用来支付学生旅行费用的。德国有很多荒唐，甚至奢侈的社会福利。因为银根紧缩，办事员对很多福利开始从严控制。

　　但彼尔下决心要成行。他即将高中毕业，很快将面临选择大学，选择专业等问题。他把这次美国之行看作一个很好的机会。彼尔开始利用周末时间打工，并向周围的朋友们借钱。彼尔人缘很好，有很多人愿意帮助他，所以他很快就凑齐了这笔钱。

　　彼尔的老师知道这事以后，对他说，这并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因为学校所在的社区有很多失业者和外国移民。这些人的孩子不一定可能像彼尔一样依靠自己的力量凑齐这笔钱。彼尔应该利用这个机会，为这些孩子们争取利益。彼尔是个很热心的人，愿意听从老师的指点。

　　彼尔很认真地研究社会法，很认真地和律师进行准备。因为他知道，他并不是为自己一个人在打这场官司。在老师和同学家长的帮助下，彼尔把当地社会劳动局告上了法庭。在联邦社会法里有一条，如果学校组织的旅行不是在假期里，那就等同于平时的上学。对于因上学而产生的费用，父母如果无法支付，学生有权利申请补助，并且不设上限。

　　这个官司持续了很久，一直打到德国联邦社会法庭，一直打到彼尔从美国回来。最后，法庭判决，彼尔父母所在地的社会劳动局必须支付彼尔美国之行的全部费用。彼尔的胜利，让贫困家庭的孩子们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他们知道，只要自己努力，他们完全可以获得和别人同等的机会。

　　一个孩子出生贫困，并不是这个孩子的错。但如果一个社会不给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一个平等的机会，那就是这个社会的错。

　　欢度建国70周年献礼 关于爱国励志故事600字精选5篇(四)

　　公元前342年屈原诞生于楚都丹阳，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提倡“美政”。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

　　屈原为人性格耿直，却因在修订法规的时候，不愿听从上官大夫的话与之同流合污，再加上楚怀王的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 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国的怀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结果楚怀王在其幼子子兰等人的极力怂恿下被秦国诱去，囚死秦国。

　　楚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 害，并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怀恨投汨罗江自 杀。百姓听到噩耗很悲痛，争先恐后的来打捞他的尸体，结果一无所获。于是，有人用苇叶包了糯米饭，投进江中祭祀屈原，这种祭祀活动一年一年流传下来，渐渐成为一种风俗。

　　欢度建国70周年献礼 关于爱国励志故事600字精选5篇(五)

　　土地革命时期，在陕甘黄土高原上，有一支神出鬼没的少年武装——红军少年先锋队。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跟随红军打土豪，分粮食，发动群众，消灭白军，创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1931年的冬天，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刘志丹带领一支红军游击队，在陕甘交界的桥山中行进。雪已经下了几天，山川白茫茫的一片。刘志丹正带领队伍走下一座山，突然发现雪地里躺着两个孩子。他急忙跑过去摸了摸，又趴在一个孩子的胸口上听了听，然后向后摆手说：“有救!”说着，他解开老羊皮大衣，把一个冻僵了的孩子暖在了怀里。

　　经过刘志丹和游击队员们的抢救，两个孩子苏醒了。刘志丹一问，才知道那个胖墩墩的少年叫王有福，15岁，是地主家的小羊倌。那个低矮黑瘦的少年，名叫赵玉杰，是小乞丐，因为他爱蹦爱跳，外号叫虼蚤。他们俩受不了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凭着半张革命的传单，到山里去找穷人的队伍。因冻饿交加，坡陟路滑，滚下山坡，差点冻死。幸好碰上了红军的队伍。

　　从此，王有福和虼蚤就跟着红军游击队活动。后来，又有十多个穷孩子，也陆续来到游击队里。他们大都十三四岁，最小的小柱子只有11岁。刘志丹、谢子长同志见他们年纪小、体力差，而游击队要经常行军，生活太艰苦，就劝他们回去，可是他们不干，死缠活赖地要当游击队员。

　　游击队准备出发了。突然，从队伍的尾部，传来了一声“立正”的口令。王有福和小伙伴们端端正正地站在队伍的排尾，一个个双脚并拢，胸脯挺起，神气十足地注视着前方。王有福跑到刘志丹面前立正敬礼，大声报告：“娃娃班应到11人，实到11人，一个不短!” 刘志丹望着这些可爱的孩子，和谢子长交换了一下眼色，温和地说：“好吧，等指挥部讨论一下，看是不是可以成立个娃娃班!”

　　第二天，娃娃班就正式成立了，王有福任班长。总指挥部还派来了一位指导员——边德荣(他是陕西耀县交王村人，矿工出身，后任陕甘边骑兵连连长，1936年在战斗中牺牲)。边指导员每天领着娃娃班操练，还教给他们唱歌，说故事，很受孩子们爱戴。

　　有一天晚上，部队驻在艾蒿洼。娃娃班住在离村二里多路的小窑科。孩子们正在睡觉，突然，从艾蒿洼传来了激烈的枪声。王有福一骨碌爬起来，叫醒小伙伴，大家提起小马枪、梭标、大刀、小木枪，赶忙跑出村，朝西北的一条驴巴梁上爬去。等爬到了高高的石崖上边，发现在崖下不远处的村庄，硝烟弥漫，黑压压的敌人，正在机枪的掩护下，向村子里进攻。游击队的处境十分危险。

　　孩子们十分焦急。忽然他们发现石崖下边的小沟渠里，驻着一群敌人。王有福立刻命令：“狠狠地打!”原来这是陕北有名的大土豪张廷芝的队伍。接着，子弹、手榴弹、石头块，居高临下，向敌人的头上飞去。崖下的敌人万没想到石崖顶上会有游击队从背后袭击，结果敌人倒的倒，逃的逃，指挥一下子失灵了。

　　村子里被围困的游击队，趁敌人慌乱的机会，猛冲猛打，反败为胜，把敌人打跑了。 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员们知道是娃娃班出奇兵，捣敌营，解了围，都夸他们机智、勇敢，人小志气大!

　　1932年2月22日，在甘肃省正宁县三泉原，举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授旗典礼大会。会上，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宣布娃娃班改名为红军少先队。刘志丹把一面绣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少年先锋队”的旗帜，授给了少先队队长王有福。红军少先队成立后，跟随红军游击队打土豪，分粮食，学文化，学军事，宣传革命，还打过几次胜仗。少先队员们渐渐地都成了能打仗、能站岗，又会做群众工作的战士了。

　　当年旧历正月初二，少先队决定到财主的城堡何姑绅去“拜年”。太阳刚露头，在通往耀县何姑绅的路上，走着一群化装拜年的少年人：虼蚤引着一条大黄狗，边走边玩;七石子戴着学生帽，穿着黑制服，提着一个马头琴盒子，走在虼蚤后边;余免娃扮个新媳妇，骑在黄马上;王有福装个揽工汉，牵着马;边德荣手里拿个旱烟袋，走在后边。城门前，民团哨兵检查行人，对这一家来拜年的没有注意。虼蚤大摇大摆地走到哨兵跟前，伸腿将他绊倒，被边德荣和王有福一人一刀，结果了哨兵的性命。埋伏在后边的游击队员，立刻冲进城去，干净、利落地收拾了城里的敌兵和土豪。

　　还有一次，少先队按照刘志丹的命令撤退隐蔽。少先队跑了100多里路，连饥带渴，早就疲惫不堪。天黑了，王有福带领少先队员们进村子歇息，在孙老汉的家里，大家一坐下，就呼噜呼噜地打起鼾声。突然，哨兵跑来报告：敌人包围了村庄。王有福忙叫醒队员，组织突围。敌人用机关枪封锁了门口，密集的子弹，直往土窑里扫射。少先队员们扔出几棵手榴弹，把敌人炸死一大片，其余的都退了下去。

　　敌人从烟囱里丢下来两颗手榴弹，把土炕炸塌了。孙老汉抱来一大卷羊毛毡，挡住破烟囱，说：“快，往毡上浇水培土。” 队员们依法加固了两个烟囱。敌人又往窑里冲锋。队员们用长枪、刺刀、手榴弹，一次又一次地消灭敌人。打退了敌人的第八次冲锋之后，子弹快完了。手榴弹也快完了。少先队员们准备和敌人作最后拚搏。孙大爷却拉着王有福的手说：“不行啊，孩子，那么多的敌人，你们一伙娃娃，怎么冲得出去?我想起一条路：在中窖下边，有个地窨子。窨子里边，有二里多长的地道，直通后沟。这是早年跑土匪时打的，你们从这里出去。”说着，老人和有福揭开了窨子口，让队员们快下去。王有福就领着少先队员钻进窨子，穿过地道，来到后沟，又顺坡向上，离开了村子。

　　敌人抓住了孙老汉，问红军少年先锋队到哪里去了。孙老汉说他亲眼看见双方打得正紧火的时候，忽然一阵旋风，满窑的娃娃都不见了!“那是神兵呀，怎么抓得着?你们没有听人说;‘先锋队，是旋风，来无影，去无踪吗?说打你鼻梁，不撞你眼睛，靠你凡人，怎能胜神兵?”说得神乎其神。从此以后，红军少年先锋队便被称作“旋风队”，说成“神兵”了。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游击队迅速地扩大，先后组织了红26军，红27军，每个军下边都有几个团，每个团都有一个少先队或先锋连。到1935年秋，红军少先队员发展到二三百人，成为红军中一支活跃的战斗力量。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陕北的红15军团(包括红25军、红26军、红27军)配合中央红军在直罗镇打了个大胜仗。直罗镇战役，战斗异常激烈，红军向敌人猛扑，决心攻下直罗镇，敌人以猛烈的火力，密集的机枪子弹，阻挡红军前进，许多红军中弹牺牲。

　　山梁上有12个少先队员看得真切，急得哭了。小队长小柱子见西北风刮得很猛，他想出了主意，叫队员们准备了一些麦子土，用干粮袋和衣裳包着，绕过山头，向敌人的机枪阵地扑去。乘敌人不备，他们用手榴弹炸毁了敌人三挺机枪。小柱子指挥队员居高临下，把细面子土向空中扬洒。西北风吹着尘土，象是雾团，搞得敌人睁不开眼，打不准枪。少先队员们乘机冲入机枪阵地，一阵子手榴弹，打得敌人机枪阵地大乱。红军趁机攻上山梁，拔了敌人的机枪火力点。可是在战斗中，王芽、小柱子等12位少先队员被敌人俘虏了。

　　敌人把12位小战士押送到师部审问。一个白军军官，提着明晃晃的马刀，指着小柱子问：“你是干什么的?”

　　“干革命的，干打倒反动派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红军战士，我叫少年先锋队员!”

　　白军军官又追问“包围我们的红军有多少?快说!”

　　“我是红军宣传员，打起竹板才能说，你给我竹板。” 小柱子说。

　　白军军官不懂竹板，只好答应自己用刺刀敲枪筒，叫小柱子说快板。

　　小柱子说： “猫头鹰眼，先别转，包围你的红军你看不见，满西北、遍江南，人数好有几万万。……”

　　猫头鹰眼气得发了疯，命令士兵在隔壁房间准备好刑具。小柱子临危不畏惧，继续说着快板，其他11个少先队员一齐和着他的调子：

　　“同志们，齐步走，红彤彤的太阳在前头。少年先锋队真英勇，不怕受刑，不怕杀头，永远跟着共产党，向前走呵，向前走! ……”

　　几十个气急败坏的敌人涌进来，把12个少先队员推进刑讯室。一连好几天，敌人对这12位小战士用了种种酷刑：鞭打、吊拷、压杠子、坐老虎凳、上夹棍、竹签钉指头、烙铁烫……他们一次次晕厥，又一次次被凉水泼醒，却始终没有一个人投降、变节，没有一个人向敌人暴露红军的机密。 敌人又恨又怕，把这12个英勇不屈的小战士分别用木棍痛打，用马刀乱砍……

　　就这样，12位少先队员被敌人凶残地杀害了。人们把他们称为12小英雄。

　　第二天深夜，少先队员王有福，领着一支由18名少先队员组成的小分队，向直罗镇飞奔。他们端着手提冲锋枪，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射击。正在“围剿”游击队的敌人，腹背受敌，以为红军主力又来消灭他们，夹着尾巴逃跑了。

　　直罗战役后，少先队进行了整编。300多名红军少先队员，编成了三个少先连，一个少共营。不久，英雄的少先队员们，高举红旗，唱着《抗日少年先锋队歌》，雄赳赳地奔赴抗日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