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精选作文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介绍了万历皇帝在位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三个因素所决定的明朝走向没落的原因。政治上皇帝实质上并没有实权，因为经过近220--年的发展，明朝的内阁权利非常强大，甚至到可以和皇帝抗衡的地步。 下面由小编来给大家分享万历十五年读后感，欢迎大家参阅。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

《万历十五年》英文直译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本书是黄仁宇透过不一样的人物从不一样的侧面来看当时的社会。其中各个阶级、各种性格，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无不成为当时制度的牺牲品。作者以1587为基点，从小事着眼，辅以当时人物，描述了藏在表面和平下的制度危机。

首先提到的是万历皇帝。万历十五年时，皇帝已心灰意懒，多年没有上朝了。万历以前也是一个野心勃勃，期望透过励精图治到达”万历中兴”的有为的皇帝。而文官集团只期望皇帝做一个象征，一个毫无主见的傀儡，在各种繁琐的近宗教式的仪式中扮演一种道德上的楷模，以之教化百姓、团结官僚集团。我过去以为皇帝无所不能，什么事都能够按自己的想法去办，但历史告诉我不是这样的。万历是一只囚禁笼内的鸟，而这只笼子是成熟的文官集团。万历在笼中失去有天性之爱的正常人的生活，母亲的感激不能慈爱地表达，妻子妃嫔对万历仅是畏惧，儿子在争储中疏远，连唯一有心灵交流的郑妃也无法使她的儿子立储，来讨心爱的人的欢心和保证她的未来。他应对的是“讪君卖直”的口是心非的官员，这些人只是把正直当商品。用诽谤和所谓“敢谏”来获取名声，他们所的也不只是名节，还有伴随道德楷模所带来的还乡后的权威。万历的不作为是对官僚集团的反抗，高级官员不增补，以致六部部长都有多位空缺。

首辅张居正是向现实妥协的人，但是他不是随波逐流，而是个认清潜规则、利用潜规则的现实主义者，如果说当时的文官大多是阴阳的两面派、阴谋家，那么张居正毫无疑问是其中玩弄阴阳的佼佼者。张居正当上首辅也是一次次玩弄阴谋权术的结果。就方法上看张居正的手法肮脏，但是张居正做的事又是为了百姓和国家，一条鞭法的大胆改革旨在将繁琐的税赋简化，以减少其中猫腻，对官员的考察法提高了行政效率，尽管这提高效率的方法仍是上级向下级施压而没有从体制上解决根本问题。张居正的改革充实了国库为万历三大征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我看来张居正要获得成就，在朝中扶植亲信，是无法避免的，没有那些亲信的支持，没有把握到方方面面的实际权力，没有下级办事官员的执行，张居正位置再高，帽子再大，也只能是万历第二。张居正是个改革家，但他应对的社会积重难返，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张居正苦心十年后操劳而死，其改革方案也被一一废除。

申时行是个与张居正不一样的首辅。他是深谙文官心里者，懂得在皇帝与文官间调和。申时行是文官制度下楷模，看似没有什么功绩却办成了很多大事，只是他能够为治黄河选取正确人选却无法保证正确的人选一向被选取。最后他也无法逃脱个人的杯具命运，被百官弹劾驱逐。他期望透过当时的官僚政治推动仁政建立和谐社会，也是失败告终。

海瑞是个杯具。文官集团认为海瑞和万历一样用来作为官僚集团的装饰就能够了，这样的顽固人用不得。海瑞的杯具不止于被官僚集团抛弃而无法实现人生理想。同样在于海瑞即使处要职也无法实现理想。从海瑞经理的案件来看，海瑞正因技术手段的不足无法凭证据等决定，海瑞做不到公正，他能做的只是偏袒穷人，而百姓也绝不都是善类，海瑞也曾抱怨刁民假称富人强占田，导致案件变复杂。海瑞以儒家要求自己，也要求别人，但这已经不是那个遥远的时代了。官员的贪污腐化也不能以现今标准来看，那些“常例”是朝廷默许的，也能够说是中央对地方的财政需求一种妥协和放权，比如支付吏的工资。甚至能够说海瑞是在向当时的经济制度发起挑战。比如“不少小说和笔记都写到，一个人得中进士，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做额外收入的资本。”可见土地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甚至不只是王公大臣，还有平民百姓。官职不止是一个行政上的职位同时还是获得财富身份地位的工具，而这利益收益的不是官员一人，还有官员背后的整个家族。一个家族中的贫民常常是靠官老爷接济，获得教育机会的。另一方面看海瑞看似为民做了公道，但那些地主难道就不是民吗，他们取得的财产就能够任意处置吗，

制度上的杯具也就在此，正规经营得利者因其潜质积累财富成为地主往往代表先进生产力，而这部分人一向是被历史舆论打压丑化的。兼并为何不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英国工业化前也有圈地户外，可能是当时没有没有解决失业农民生计的方法，比如工场或工业化的工厂，因此失业农民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然后发起席卷帝国的风暴，最后简单打败复杂，一切又回复单元的均匀的状态，开始新一轮的帝国兴衰。总的来看，海瑞个人道德之长，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以上三人或是要改革，或是要持续现状，或是要回到洪武年代的吏治，但都失败了。包括万历皇帝在内他们应对的是深刻的制度问题。

读完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看到历史的复杂性。张居正、戚继光、海瑞都不是单纯能用善恶评价的。其行为的复杂是正因其背后历史环境的复杂，要妥当评价一个人不能脱离他所处的环境。除了善恶之外，还有很多事不是想当然的，例如万历皇帝的权力范围不大，不能随心所欲，没有金融机构做中间调节造成的社会经济畸形(如全民高利贷)，此刻不合理的东西在当时可能就是合理的，甚至是必然出现或者必需的。

读完这本书仍稍感不足，虽然《万历十五年》从小事着眼，其中有部分民间经济的叙述，但对明白作者的大历史观仍感不足，当然也可能是我本人读书不足。我感觉中国历史对于上流人士给予了过多关心，而忽略了下层百姓如何求生存求发展，对农民常常一个小农经济的印象贯穿始终，但各时各地的小农经济定有不一样，富裕的土地和贫瘠的土地，山地和平原水乡，北方还要应对游牧民族的抢掠，南方要和少数民族融合，各地状况不一样，经济发展形式也应当不一样，数字管理是否有其需要，又是发展到何时需要，为何不能自行产生，都是问题。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不了解农村就是不了解这个国家。但从《万历十五年》中窥见的民间经济无正规银行而不得不借高利贷，甚至稍富裕者都可能是高利贷者;无法宏观调节的货币流通及后果;通货紧缩;科举制与平民获得财富地位的紧密结合等等经济状况仍是我不菲的收获。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

以前对《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中国缺乏数字化管理的论述。当黄仁宇描述着一场杂乱无章的古代战争时，难以置信的统计和控制之劣，近乎荒谬，远远偏离了我对智勇双全的先民的恭敬想象。黄把中国形容成一个庞大的以礼仪统治的国家，由天子和官僚作道德楷模，指引小民的生活，而管理则是模糊和杂乱的。具体到基层州县，政务中充满了模糊的统计数字和含糊夸大的文字报告。

再读时，这个论断的真实性在我的头脑里大打折扣。黄无疑夸大了道德规训(抄一个福柯的词哈)的力量，并低估了地方官对地方的控制——很难想象这个由庞大税收养活的王朝没有潜质进行严格的税收，并把军事等方面的动员力深植到地方。

再读的亮点是关于官僚体制。根据黄的描述，庞大的文官集团并不象理想中的士大夫集团一样和衷共济、人人都是道德楷模。由于个人的力量相对整个体制(以及天子)的力量而言过于微小，为了寻求安全感，他们务必结成一些集团，谋取共同利益。讲到张居正时，黄说张的任人唯亲几乎是无从选取的，正因他应对数万人的官僚队伍，没办法考核和选取，只能选用自己了解的人。

联想到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实际上是政治谋生手段，是自保和发展的必然要求。综观中国的选官制度，从汉朝的“举孝廉”，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的门阀世族子弟作官，再到隋唐的科举取士，只有加强了中央在体制中的权威，使每个人拥有同样的机会，在选官过程中才不会出现力量的聚合现象，即一个个体不需要投靠一有力实体以在竞争中获得机会。但这只是选官阶段，只是仕途的门槛。

既已成为进士，有了公务员资格(当然，在考取公务员资格过程中，古往今来，作弊一向是屡见不鲜的超体制行动)，今后在仕途上的发展、能否得到肥缺和升迁机会，其评价途径就不得而知了。在明朝，每六年进行一次全国大考核，不任事的官员会被斥退或强迫退休。然而正面的褒奖从何而出?升迁的名单如何确定?想必不是件十分公开的事。就象这天的选民们并不知道也无从预测人大开过后有哪些新官上任。新闻联播里念名单的时候，我每每觉得他们是刚从哪个石头缝蹦出来的大圣。

没有简明可操作(如科举一般)的程序，单个的官员永远是最弱势的群体。在混沌而充满风险和竞争的体制中寻求自保的最好方式，便是结党。虽然圣人说“君子不党”，但君子要想实现“治平”和“升官发财”的理想，不党恐怕是不成的。

中国历史奇妙就奇妙在，它是由无数轮回组成。惊人的相似性是最富戏剧性的资料。于是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党同伐异、相互攻击和权谋妥协，一其始终。台上投票握手，台下踢脚，表面上看波澜不惊，小民仍颂之为人民公仆，斗争是永远无从与闻的。

黄认为中国官僚体制中，所依靠的道德缺乏约束，又没有良好的数字化管理，作为帝国真正主人的官僚集团内部存在无数利害冲突，构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有明一代，在万历后期，官员便已看透了中枢势微，只需敷衍应付。那时候的皇帝也不懂搞整风或者三讲，于是官场不良风气如瘟疫般泛滥，----风行，并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因此能勉强维持，实在是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且庞大、历史悠久如我们的帝国，仅靠“惯性的作用”也可继续存活若干年月。

对这个关于危机和崩溃的故事，我存在深深的怀疑。据我的印象，没有哪个王朝的崩溃是由吏制腐败直接、或有极大相关性间接导致的。想来想去都是地方武装势力坐大和外族入侵的结果。即使是苏式唯物史观高唱赞歌的农民起义，也但是是起到了较大的助力而已。也没有听说哪个王朝的诞生，是因了清明高尚的吏治，谁都知道中国的开国皇帝，基本都是立刻得天下，怎样也要打赢一场解放战争才能坐稳江山。而为了打仗而积蓄力量时，不可能广施仁政而不横征暴敛。

这就牵扯到一个中国社会的稳定性问题。在自动控制理论里面，听说有个叫做“鲁棒性”的东西，指的是某样东西的抗冲击潜质、自我稳定力。吏治腐败，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撼到国体根基，社会体制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吏治腐败、而持续自身的稳定性?

记得十几年前，天真的学长们走上大街，到处张贴标语如：“卖掉奔驰，还我钞票!”历史于是又一次证明，使中国社会持续稳定(或破坏它)的，不是百姓，而是控制着铁和血的“仕大夫”。

黄显然把帝国的体制看得过于单薄了，更需要思考到的是，体制的对立面是零散势单的无数愚民。除了以宣教方式起作用的一面，这个体制已经自发构成了某些游戏规则。这些规则产生于制度的罅隙，是基于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无政府状态，用吴思的词，这些就是“潜规则”。

古往今来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坚信中国是礼仪之邦，人人事事都尊制循礼。这种错觉掩住了无数双有穿透力的眼睛。

吴思把中国还原成一个暴力左右的社会，由一个个、一层层暴力集团统治。我认为，他用人类学的方法发现了“潜规则”，这一重大发现的好处对中国而言肯定超过了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发现(况且好象这个剩余价值也不是马克思最早发现的)。鲁迅以前讲他一个朋友看史书，从字缝里只看出“吃人”两字，他和他的朋友都狂得很帅很有穿透力，偶很是心仪。

在以德治国的背后，是无数制度的缺乏和失去控制的现实，在那些空白的地方，滋生出基于达尔文理论的潜规则，实则这些潜规则才是支配中国社会结构运作的真正幕后老大。因此即使如黄氏笔下所描述的，万历皇帝正因立储问题与群臣交恶，消极怠工而使官僚机体败坏。整个帝国的真正规则，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从善恶性质讲，以前也好不到哪儿去)。万历的行为可能只会给规则的运行带给更好的生存环境。

结党依旧，贪暴依旧，买官卖官依旧，上京开会上供跑官依旧，只是外部环境更宽松了而已。何况那时候交通不便，跑跑官也不会出车祸死在路上，想搞性贿赂也不用非得自己献身，成本实在低多了。形势一片大好。

黄的自传《黄河青山》，读过两遍，每次都是在他开始讲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打住，后面的数页曾帮我一次次入睡。这许是正因我更喜爱看作为国军军官的黄先生的故事。在抗战期间，读大学的黄投笔从戎，之后在中国南方的偏远地区打游击(游走也许更贴切)，跟总部失去联络，带着一帮衣不蔽体的饥饿士兵在旷野中跋涉了半年。我猜想这段郁闷的经历给黄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人对军队和战斗的控制潜质，使书生的他惊诧而至于忿恨。他所说的数字化管理，如果没记错，应出于马克斯·韦伯的“簿记式管理”，能够想象，脱下军装读博士的黄先生在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该是多么的兴奋。也不管韦伯所说的这个是公司管理，即使是与明朝同一时代的西欧国家的政府也不曾有过，何况中国?

(完全植根于西方土壤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不存在对应物的。资本主义从西欧产生，然后铺展到全世界。而所谓“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绝对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是苏联五种社会模式的蹩脚注脚，围绕它的时刻地点的争论，是一场多么搞笑的学术闹剧!它唯一的贡献就是养活了中国那么多历史学家，又是出书又是评职称又是开学术研讨会，开心得不亦乐乎!)

如果用中国根本不可能产生的所谓“数字化管理”来解释中国的朝代更替、帝国的崩溃过程，其荒谬程度能够与“关公战秦琼”比肩。更没法解释同样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清，又怎样存活数百年。(MD，封建又是个我不能容忍的伪命题。)

不是用历史去发现、质疑理论，而是将历史活生生地Yan割后去注解理论。这么不历史主义的观点，竟然出自一个大历史学家的手笔，而大一时的我还以前那么崇信他。。。毕竟是个丫头片子啊。。。

吴思能发现潜规则，必须是从他对中国土匪，以及小民在乱世的生存选取的研究中获得的灵感。中国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大都认为“历史，就是制度的历史”，继而把制度局限在上层建筑范围，再缩小到对官制的研究，因此估计是没法象他这样独辟蹊径了。中国人的学术创新潜质是怎样被束缚的，能够想象一下。

最近也在重读王小波的杂文，发现他也写过一篇关于〈万历十五年〉的书评。关于这本书，王没什么高深见解，只是朴素地举了个反例。他说，中国要真用数目字管理，只能更糟——大跃进时，卫星上了天，经济和生产但是下了地。

不真正改变中国的机体运行环境和模式，生搬硬套来的东西全都靠不住。钱锺书说，西方什么东西到了中国都会走样，呵呵，是之谓也。

不管怎样说，〈万历十五年〉还是一部好书，正因我读的时候强烈愉悦，它带给我的启发层出不穷。作者读史的视角和纵横摆阖史料的潜质真是太强了!批评他，我多少有点黄口小儿的感觉。但是关注经济时代，批评也是增长点啊——以此乱糟糟的文字向黄先生致敬。

搞笑的是，20--年曾与中华书局此书的责编@西丰客人兄一齐吃海底捞，饭中并未聊到此书。此刻看到此文和老兄的评论同在此书主页下，还真有点意思。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3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意义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等级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彻底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这种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性力量对冲突进行缓冲，这种冲突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胜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长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义特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理解的多样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如何吃面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好笑;伊斯兰教的妇女们个个是蒙面大侠，让汉人望而生畏;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今天依然激烈，这说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义特性，无力完成对欲望的彻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义的法律，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有时相反成了欲望冲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中国古代的德治，毕竟是种境界，全民景仰，只因无法实现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以国家的名义公然撒谎，在大家都知道是谎言的情况下，搞政治教育，三个代表，事实上连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是个谎言，公然推行与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实为世界奇观之最。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4

“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黄仁宇在书中提出的这一难题，到现在也并没有很好的解决。

自古以来，我国对官员的道德要求似乎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于是出现了海瑞、焦裕禄这样的清官、好官;但同时，我国对官员的道德要求又远低于世界水平，于是“正龙拍虎”案件中的官员可以“为虎作伥”，撒下弥天大谎也不过是暂时撤职，很快又会复出。《万历十五年》中解剖了海瑞这只“老鹰”(叫麻雀不太合适)，让我们看见了“泛道德”官员的困境。

根据心理学，硬塞给人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往往只会给他挫败感。同样，明初朱元璋开出的寒酸薪水条，只能让官员集团寻求其他温饱途径，不排除一些官员面对海瑞这样的“圣人官”，会高山仰止，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但事实证明，大多数官员为了温饱“开戒”后，难免会想“既然贪了，剩下的只是多少的问题”，从而变本加厉。从这一点上看，目前公务员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薪水，有一定现实意义。

在封建社会，官员的公德和私德几乎完全一体，父母去世，上级送来的不是安慰和事假，而是为期3 年的超常不带薪假期“丁忧”，因为“求贤臣于孝子之门”。现在社会已经进步很多，即使和父母打着官司——在古代可被称为 “忤逆”，可能判杀头的——有能力的官员还是照常任职。“个人作风问题”一票否决官员升迁的时代也并未远去。正如黄仁宇评价海瑞那样，违背了人的正常需求，造就出的当然只能是一批古怪的人，这种古怪也延续到了他判案之中。

官员的德行值得关注，但应该关注的是其中可能影响行政的部分。比如最常见也最具威力的“不道德”行为——撒谎。“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列宁这样说。国外及港澳台等地的相关例子不胜枚举，如克林顿在性丑闻事件中的谎言，险些导致其被弹劾下台。公民可以原谅总统有外遇，但决不容忍总统说谎——即使在总统的私事方面，你可以选择不回答，但也不能说谎。因为一个人在私事上说谎，也就可能在涉及公共的事务上说谎，反观国内，有意无意说谎的官员实在太多了。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5

第一次听说这本书的时候是在3年前，去年在单位的图书阅览室看着小孩们整理旧书，《万历十五年》被他们当做旧书要拉走，我随手抽出留了下来。后来断断续续翻过一边，因为之前看过《明朝那些事》，所以书中的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人都还能有些印象，人总是容易对熟悉的事物感兴趣，翻阅几页慢慢觉得很有意思。这次在北京与成都往返的火车上，又慢慢地读了一遍，渐渐觉得有点眉目了，就不免的想谈谈自己的感受。

黄仁宇老先生在一番逼仄煎熬之中提出大历史观，主张要“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这是让人对此书颇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天和子墨聊天，也谈到了这本书，听了他的一番见解有些豁然开朗的感觉，更觉得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准备再翻一遍，顺便把自己的感受写一写。

书中第一章是从《万历皇帝》开始的，从京官接到不实消息而开始，一直讲到万历皇帝下令清查张居正而结束。这里面的故事都是从历史的故纸堆里检出来的，大部分都是熟知的，但是里面蕴含的却是意味深长的东西，慢慢咀嚼很有意思。关于万历皇帝和张居正，两人之间的关系是关系历史的关键性因素，张居正生前颇受皇帝信任，从小就在这位老师的教导下成长，登基之后成为元辅的张居正更是皇帝处理朝政不可或缺的倚重之人，尤其是1578年前后张居正离京前，万历皇帝表明心迹称张先生忠诚上薄云天，讲完后君臣感极而泣。如此的信任与被信任，应该是君臣之间十分美妙的关系，可在6年之后皇帝亲自下令抄了这位忠诚上博云天的张先生的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截然相反的结果，这里面的原因诸多，但是有几点是我想要说的：少年时期的影响，在皇帝心中种下了反抗的种子。我先举个例子。有个父亲特别喜欢教育孩子，教育孩子的唯一方式就是拳头，不管是生活还是学习中出了问题，没有劝说和引导，有的只有对孩子的打骂。孩子迫于这种威严，看见父亲总是显得胆小如鼠而且十分听话，可就是这个乖巧听话的孩子，私下里却说等到他拳头够硬的时候，一定会打回去的。这是一种让人惊愕的回答，难以置信却又无可奈何，在孩子心中已经种下了恨的种子。万历皇帝小时候在张先生的教育下读书学习，稍有不足，便会在先生和母后的威严教育下被处罚长跪，有时的这种处罚会长达几个小时之久。皇帝年方十岁，就在书法上取得不小的成绩，当他写完字赏赐给大臣的第二天，张先生就进谏让他不要再在书法这样的末节小技上花费时间了，皇帝的日课就取消了书法而只剩经史。皇帝面对这样的进谏，只能听从，因为为国大计。从小就被张先生控制着，等到登基以后还是如此，因此那颗种子在皇帝“决心破除他带给别人优柔寡断的柔弱印象”的激发下，开始慢慢地生根发芽了。

“表面看来虽是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将是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书中这句话说的非常好，有很强的哲理意味。当皇帝决心改变自己的印象时，首先就要摆脱张先生的巨大影响，再加上官僚集团的推波助澜，张居正这位权倾一时的政治家被炒被没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极点而后必退，人与人之间总是要有个度才好。有一个朋友讲到他一段感情时说，那时他是那么喜欢、那么在乎那个女孩，就连得知女孩所在城市的天有大雨时，也要急促促地一连三五个电话告诉她记得带伞小心被雨淋。事无巨细的关心，让女孩觉得要窒息了。后来，当然是以悲剧结束，他以为他那么爱她，而在别人看来完全是“用力过猛”。张先生把绝大多数精力投放在万历身上，从小时候该学什么、不该学什么，到后来登基了之后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规定的一清二楚，这种打着为你负责旗号的规定和投入，其实背后还有自己私利的影子，为权为利，最终还是想把别人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里。人最难掌控的就是思想，总会产生对自由的渴望，张先生和那套制度剥夺了万历皇帝的自由，所以，也就变相地剥夺了他们生前的平安和死后的安定。

历史的因果关系，恰恰是历史的关键。我们如果抛开历史这个重大的课题不谈，仅仅谈自己这个层面，你发现其实还是一样的，个人的因果关系也是个人的关键。张先生教导皇帝满口节俭，以至于皇帝没有钱赏赐宫女，而他自己却乘坐一顶32人抬着的大轿子，轿子中内分卧室及客室。这样的言行不一、生活奢华确实让皇帝动怒不小。所以，事情总有前因后果，看到结果顺着往前走总能查出原因，不可能无缘无故就变得物是人非了，在抱怨、不解的同时，静下心来认真找找，你总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