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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千秋岁·次韵少游》欣赏

2018-11-20 11:40:44
|广顺

  全词波澜起伏,情感激荡,令人感受苏轼胸中炽热的情感还未泯灭。表达了他不忘自己的使命,虽历经磨难仍不改报效国家的政治抱负。

  千秋岁·次韵少游

  宋代:苏轼

  岛边天外, 未老身先退。 珠泪溅, 丹衷碎。 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

  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能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人未老而身已退居在天外孤岛上。腰间佩戴金色的玉饰泠泠作响;金黄色的腰带色彩浓艳。夕阳正斜照着万里之外的汴京城。

  路途遥远,谁说还能见到汴京城。我的罪孽深重,但皇帝能给予宽恕。君王之命很重,不可违背;我的节操依然保持着。大概能期望君王赐予赦免的新恩,但我的旧识积习终究难以改变。算了吧,我还是乘舟漂浮在海上,暂且如此度过余生。

  注释

  此词作于元符三年(1100年)。王文浩《苏诗总案》卷四十三谓本年四月得秦观书,并作答。少游:秦观的字,曾作《千秋岁》(水边沙外)。次韵:指旧时古体诗词写作的一种方式。按照原诗的韵和用韵的次序来和诗次韵就是和诗的一种方式。也叫步韵。

  天外:《文选》卷15,张平子《思玄赋》:“廓荡荡其无涯兮,乃今窥乎天外。”苏轼时在琼州(今海南岛),故言岛边天外。

  丹衷:犹言“丹心”。

  苍玉佩、黄金带:指朝廷命官所佩的饰物。此喻声情之惨怛。

  一万里二句:时苏轼居海南,距京城甚远,故云。长安,今陕西西安,汉唐时京都。此当指北宋京都汴京 (今河南开封)。

  天:喻皇帝。

  君命:指君王的命令。臣节,人臣的节操。

  觊(jì):希图、冀望。

  已矣:算了、罢了。

  桴(fú),小筏子。恁(rèn),这样。

  鉴赏

  秦观《千秋岁》词抒发离愁别绪,情意缠绵。苏轼的和词比秦词心境较为开阔。一是他能直抒胸臆,表达自己的“丹衷”、“臣节”,发泄“未老身先退”、“罪大天能盖”的强烈幽怨不满情绪。二是他能将幽怨不满置之度外,我行我素,不理会人家的评说,表现出一贯的超脱达观态度。即使在政治上连遭打击之时,他的进取精神仍未完全磨灭。

  上阕“未老身先退”句首先表明了对贬谪的不满。白居易《不致仕》云:“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时苏轼年六十三遭贬到海南岛,故言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是朝廷决定,非自己情愿,怎不叫人伤心落泪。“珠泪尽,丹衷碎”写出苏轼遭贬的愤懑。苏词用很工的对偶句, 有声有色地描写当年在朝廷任职时的形象。苏轼虽被贬,但服饰仍旧,故有“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之说。“斜阳”句是说自己虽已暮年,远在万里天涯,但还怀念着京都。苏轼一片忠心未改。“莫嫌雷琼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两句可作参考。词上阕抒写怀君思朝之真情: 泪洒心碎,一步一回首。

  下阕苏轼表示难迎合朝廷,迫不得已,只好学孔子“乘桴浮于海”。下阕反映出苏轼内心的矛盾,一方面他是有罪之臣,难忘“君命”、“新恩”,另方面“君命”有悖“旧学”,对自己的前途已不抱希望。“乘槎且恁于海”,语出《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的意思是如果我政治主张行不通, 我就乘着木排过海到海外去, 跟随我的大概只有仲由吧。词人暗中写自己,也写秦观。 仲由是孔子的学生,秦观也曾拜苏轼为师。他鼓励秦观振作起来。词人站得高,想得远,能摆脱个人得失,终不忘江山社稷。他的和韵词不仅格调较高,而且符合自己的长者身份。

  全词波澜起伏,情感激荡,令人感受苏轼胸中炽热的情感还未泯灭。表达了他不忘自己的使命,虽历经磨难仍不改报效国家的政治抱负。

  创作背景

  秦观于绍圣四年(1097年)在衡州遇到了在这里做知府的孔平仲(毅甫)。因境遇相同,秦观向他赠送了旧作《千秋岁》词。孔平仲他读了这首词以后,步原韵和词一首。元符三年(1100年)四月,秦、孔二人所作的《千秋岁》传到了远谪琼州的苏轼那里。苏轼有所感,亦作和词一首。

  苏轼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汉族,四川人,葬于颍昌(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诗人词作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

  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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