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北京市监狱百年历史
北京市监狱初名京师模范监狱，由晚清法部于宣统元年闰二月初十(1909年3月31日)奏请筹建。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4月动工，同年11月10日投入使用，这是中国监狱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了解下。
忆北京市监狱百年：关押并处决关川岛芳子
民国期间见证了中国第一例假释犯，抗战胜利后关押并处决过日本间谍川岛芳子，跨越三个历史时代的北京市监狱，如今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至2010年北京市监狱共计收押改造罪犯5.8万人。
北京市监狱初名京师模范监狱，由晚清法部于宣统元年闰二月初十(1909年3月31日)奏请筹建。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4月动工，同年11月10日投入使用，这是中国监狱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截至新中国成立前共关押过一万余名犯人。1994年11月8日，按照北京市政府整体规划，并经司法部同意，北京市监狱迁至原北京市收容所，现址为大兴区沐新路。
五大臣出国考察 法部设典狱司
清朝末年筹备立宪，光绪三十年，清政府派出了戴鸿慈等五大臣赴西方考察政治，一路受到西方各国高规格接待。回国后立即着手变革，改刑部为法部，法部设典狱司掌管全国狱政。光绪三十年后在京师法律学堂设监狱专修科，培训监狱专门人才，聘请日本法学博士小河兹次郎担任教授并草拟监狱律法。
随着当时从日本监狱学校回国的人越来越多，要求学习西方国家，建立新式监狱的呼声也越来越大。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时任刑部侍郎，主张建立新式监狱，并与时任法部尚书的戴鸿慈就监狱改良、建设新式监狱进行了多次讨论。法部尚书戴鸿慈奏设京师模范监狱，并通令各省一律筹备新式监狱，这就是全国各省筹备新式监狱的开始。
由于在此之前，中国已有部分省的省城建有模范监狱，如湖北、云南、奉天的省模范监狱已先行试办，所以，清法部在奏请建设京师模范监狱时称：“京城设立新监狱尤模范中之模范，其规模不可不宽博，其教养不可不完全”、京城为“五方之荟萃”，“观瞻范围视省城为倍宏”，由此可以看出清政府对京师模范监狱的定位，重视程度非常高。清法部选定八旗镶蓝旗校练场作为京师模范监狱狱址。具体位置在如今的右安门内以东，陶然亭公园西，南靠城墙，地名叫南下洼姚家井。
计划用银19万两 建京师模范监狱
史料载，京师监狱的建设费用计划用银19万两，于宣统二年(1910年)4月开工建设。建筑由日本监狱学家小河兹次郎设计规划，工程由恒源、广恒等10家公司承建。首期工程占地东西270米，南北300米，折合123亩。
监狱坐西面东，依次划分为三个区域。前区(东部)，包括大门、传达室、接待室等;中区为办公楼及附属用房，后区(西部)为监区。监区监舍分南北两人监平行排列，每监各有5栋监房，均为扇形展开。在扇柄处建有二层瞭望楼，管控各栋监房，楼顶为瞭望台，中间二层为教诲堂，一层有惩训室。
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政府垮台，监狱建设只好草草完工。民国元年(1912年)5月28日，北洋政府司法部派吴承仕接收，此时幼年监的一段墙已经坍塌。整个工程已付银17万两，还有28000余两的缺口。监狱甬道和狱吏的厕所等设施都还没有建设。同年8月13日，派王元增筹办，8月18日招考看守，11月10日，监狱正式启用。
监狱启用后，随着押犯的增加和结构的需要，又陆续进行了扩建，1914年在东、中区的南部，增设女监，1916用北围墙外的附地和新购民地，又扩建了新北监，至1919年，监狱规模和格局总算基本定型。设置5个监区，总共594间监房，其中杂居房351间，独居房243间，可容纳男女犯人共计1000余人。此外，还有可供犯人劳役作业的工厂以及教诲室、图书实验室、饮食用房等。在当时，西方监狱学者考察后，认为这所监狱是中国依照国际最高水平所建的现代监狱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犯人实行军事化管理
新中国成立后，监狱对犯人的管理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犯人按大队、中队、小队、班进行军事化编制管理，犯人的居住以班为单位分房，一个班10人左右。这种以班为单位集中居住的模式，独居房、杂居房等小间房已不能适应需要，于是，监狱对监房进行改造，将独居房、小间杂居房改造成为大间居室。
按照新中国监狱工作方针政策，北京市监狱确定为全市关押重刑犯与女犯的监狱，犯人实行军事化编队，取消原民国时期的独居制度。此外，监狱创新管理模式，先后制定了《自新人学习公约》和《自新人卫生公约》等军事化管理制度，用全新的纪律规范罪犯的改造行为，使监狱管理步入了新的轨道。
1994年，按照北京市政府整体规划，并经司法部同意，北京市监狱迁至大兴团河地区原北京市收容所，旧监狱停用，随后拆除。1997年5月搬迁后的北京市监狱重新对外开放，至今共接待3万人次参观。
事件
中国第一所关押外籍囚犯的监狱
1912年11月9日监狱开始收押犯人。收的第一名犯人叫张文达(北京市大兴县人)，无期徒刑。监狱开始收押犯人时，只有南北两个监区10栋监舍，最多容纳500人，收押对象为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和拘役的18岁以上的男犯;另有判处罚金无力交纳者，入狱服刑，以役抵金。1913年12月，犯人增多，出现拥挤，开始按拘役监、徒刑监分类安置犯人。1914年女监建成，开始收押女犯，监舍最多容纳150人。1919年建成新北监。全监收押犯人可达1000人。这一规模保持到1948年。
为了保障服刑人员的安全，按当时的规定，“精神丧失或因监禁有不能保其生命不出现异常情况者”、“患所规定的传染病者”监狱拒绝收押;女犯可以携带子女入监，所带子女以满一岁为限，若子女已达限龄，却无人领受，又无其他安置方法的，可延至3岁。“怀孕七月以上及分娩未满一个月的”，不得入监。
监狱拒绝收押的对象，随着法律的修改，不断有所变化。因疾病拒收的对象，1928年修订的《监狱规则》规定为，“心神丧失者”;“现罹疾病恐因执行而不能保其生命者”;“患所规定的传染病者”。
1946年1月颁布的《监狱行刑法》修改为：“心神丧失或现罹疾病，因执行而有丧失生命之虞者”;“罹急性传染病者”;“衰老、残废、不能自理生活者”。
关于女犯拒收的条件，1928年的《监狱规则》为“怀胎七月以上者;生产未满一月者;罹激性传染病者”。所带子女“以一岁之内为限，最大不得逾二岁”。1946年1月《监狱行刑法》规定：“怀胎五月以上，或分娩未满二月者”。“入监妇女请求携带子女者，得准许之，但以未满一岁为限。满一岁后，无相当之人受领，又无法寄养者，得延长六个月，满期后交付救济处所收留”。
监狱收押犯人以判刑的普通刑事犯为主，但在特殊情况下，也收押未决犯或其他犯人。1922年，关押在哈尔滨的60名俄罗斯犯人移交给中国政府。司法部将其交给监狱执行，使该监成为中国第一所关押外籍犯的监狱。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军事单位在此监狱寄押犯人。1935年年终报告，监狱实有犯人860名，另有外军事机关犯人13名。侵华日军占领北京时期，监狱部分监舍充作“外寄人员临时收容所”，华北日军宪兵司令部，伪治安军101集团军、伪治安总署军审处等均在此关押过他们管理的所谓犯人。
1937年至1940年，还关押过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1945年7月9日，侵华日军北京陆军联络部部长山田英男致函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借用北京监狱一部，充作日军刑务所之用，另外日本大使馆亦有致函。1945年7月14日，伪司法行政部华北事务署密令准予借给。
1946年4月下旬，监狱开始收押未决汉奸，先后共收押549名。至1946年底，有未决男汉奸377名，已决35名;未决女汉奸3名。这些汉奸是华北地区伪政权的骨干。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日伪汉奸政府华北地区最高行政长官)王揖唐，1945年12月6日被捕，1948年9月10日在监狱处死。
庆祝抗战胜利大赦160人
民国时期，监狱犯人减刑分为解决监狱人满为患或适应形势需要的赦免减刑、特定减刑、鼓励犯人自新减刑三种。
1927年7月9日大赦后，北京监狱押犯大部分被赦免，赦后仅剩184人。1928年，《监狱报告》记载，“部颁罪犯减刑办法，当将第一审判决应予减刑人犯田培生等八十六名，第二审宋庆元等十名，分别造册，报请高地检察处核办。其中减刑即刑期满人犯，并请提前办理。此项减刑案件，旋经法院办理完毕”。
1947年1月1日，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与所谓国民大会的召开，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罪犯赦免减刑令》，规定罪犯在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其最重本刑为无期徒刑以上者，死刑减为有期徒刑15年，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0年;最重本刑为有期徒刑以下者，均予赦免。不予赦免的对象是战争罪犯、杀直系血亲、尊亲者，以及惩治汉奸条例和惩治贪污条例所规定的罪犯。
为了配合这次《罪犯赦免减刑令》的实施，司法行政部制定了《罪犯核准开释程序》。当时，北京监狱合于赦免条件者计男女160名，于该年一月二十五日释放。
相关文章：
